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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诫
《女诫》是东汉班昭写作的一篇教导班家女性做人道理的私书，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由于班昭行止庄正，文采飞扬。此文后来被争相传抄而风行当时。
在“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以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恪尽本分。
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还须敬谨服侍，“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析义理。”
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一刚一柔，才能并济，也才能永保夫妇之义。
在“妇行”篇中，订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瞎说霸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
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绝对不可以再嫁，在她的心目中下堂求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悖理行为，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
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以至于曲意顺从的地步。
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兄弟姐妹相处之道，端在事事识人体、明大义，即是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
《女诫》为《女四书》之首，是民国初期及以前几乎所有读书的女孩子的启蒙读物。在近代，《女诫》是男尊女卑祸首，被视为班昭的罪责。譬如女子教育开始在中国创兴之时，班昭的《女诫》重新被阐释，上海爱国女学校伦理教习叶瀚（浩吾）便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中国之《女诫》、《女四书》，即教成女子倚赖幼稚、卑屈之男子之法之教科书也。对幼稚之人而更自屈于幼稚，对卑屈之人而更自守其卑屈，则中国女子之人格甚可想见矣。”1898年，晚清人吴芙赞誉“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而到1907年，何震则贬斥班昭为“女子之大贼”。还有人说班昭所鼓吹的封建道德教条，对于压抑女性的思想，它是很彻底的。更由于出自于班昭之手，所以影响极大，几乎影响了中国近二千年的女性观，客观上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因此五四时期倡导女性解放的人们竭力非议《女诫》，那时候是政治的需要。但是，班昭是有意要将自己的骨肉姐妹推进“水深火热”之中去吗？《女诫》，到底是女人处世的宝典还是封建礼教赐予女人的精神枷锁呢？
从当时她所处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其主观目的却是想矫正时俗，预防重新出现外戚专权跋扈的现象。她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她只能用写作《女诫》这种“曲线”方法，来达到防制外戚，以挽救国运的目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女诫》本来便是为宫廷女性而写的。《女诫·原序》提到写作目的时虽然口口声声宣称“男能自谋矣（时班昭之子曹子谷已被封为关内侯，后官至齐相），吾不复以为忧。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耻宗族，……因作《女诫》七篇，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益汝身。”但《女诫·原序》明明白白地说过她自己“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今四十余载矣。”可见，班昭写作《女诫》时，至少已经五十四岁。汉普遍崇尚早婚，身份越高贵，结婚越早。班昭十四岁即作新妇，（丈夫曹寿字世叔早卒）见《后汉书列女传》相同。据此推算，可知班昭五十四岁时决不可能还有未嫁之女；即使有之，也不可能一直待到她们要出嫁时，才想到需要对她们进行教育，以免其“失容他门，取耻宗族。”从后一条说，一则班昭是一贯主张女子教育的，自已便因在宫廷为皇后及诸嫔妃讲学而被人敬称为“大姑”；二则班昭父家与夫家皆有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传统。班昭自己固然“博学多才”，其夫妹（小姑）曹丰生“亦有才惠”，曾为书评述《女诫》，以为“辞有可观”。可见班昭《原序》所谓《女诫》乃为自己未适诸女而作，显然是一种不便道出本旨的假托说《女诫》是为宫廷女性而写，还因西汉之后，宫廷内部淫风盛行，延及东汉，犹未好转；而且班昭之时，汉室已有女性干预朝政，外戚跋扈擅权的苗头。于是班昭试图通过对宫中女性的教育，来矫正时弊防患未然，可谓用心良苦。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以下事实。
一、俗语有称“脏唐臭汉”，汉之淫风泛滥成灾。从吕后开始，政府积极倡导早婚，不但宫廷争做表率，如昭帝即位只有八岁，便有六岁的上官皇后；平帝九岁即位，安定皇后也是九岁；而且还以法令鼓励早婚，汉惠帝六年便有“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收五算”，使得早婚迅速成为社会习俗。早婚弊多利少，一方面缩短了人寿命，以致东汉十四帝，除被弑者外，活上四十岁的只有俩人；另一方面，早婚使身心未成熟的少男少女们很早知道了男女之事，助长了淫风。试看《汉书》所载汉诸王的荒淫，便足令人咋舌：燕王刘定私通父妾并使生下一子，又强夺弟妻为已妾，又奸污了她的三个女儿；赵太子丹与亲姐及宫女淫乱；江都王建在其父死后未葬时，就奸淫了其父爱妾，又与已妹淫乱，甚至还强使宫女与羚羊及狗性交，观之以为乐；齐王终古也曾令其所宠之奴与妾八子及诸近身侍婢奸淫，或让他（她）们裸体与犬马交配，自己在一旁观看取乐。诸王如此，寡居后的公主们也不落后：汉武帝姑姑馆陶公主宠幸董偃；女鄂邑盖公主私通丁外人，等等。这些都说明西汉宫廷中淫逸之习的严重。东汉紧接西汉，宫中淫风当然不会自然断绝。东汉帝王多早夭折，便是早婚和淫逸的结果淫风的流行，本来是男女双方所应共同负责的，可世人却往往将此责任委之于女性的不守“妇道”。似乎只要女性完全驯服于自己的丈夫，将丈夫的意志看作不可违逆的天的意志，那么生活的天平便不会失去平衡。班昭受儒学影响颇深，所以《女诫》通篇所言，皆为女子如何柔顺地服从男性，以家庭的正常生活，和谐的伦常之道为最高追求。班昭有为皇后和诸嫔妃讲学的任务，向她们灌输这样的观点，便自以为对矫正淫风会起一定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
二、东汉政权的旁落。班昭生于光武帝建武年间，光武帝刘秀是把西汉的灭亡归因于外戚的擅权跋扈的。光武帝及继位的明帝都很注意这一点，故在他们统治时期绝无给后妃家属封侯之事。可惜章帝庸懦宽恕，即位四年后，便任由皇后窦氏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大权，同时发生了废黜太子，诬陷宋贵人致其自杀，陷害并毒死梁贵人，加罪马氏等事件，从此揭开了东汉外戚相互挤压，争权夺利的序幕。班昭亲身经历了这些事，不能没有触动与忧虑。况且她写作《女诫》时，正当邓太后称制。邓太后在东汉称制的诸后中，虽然可算是最贤明的，但也允许其兄邓骘身居要职掌握大权。邓骘残暴肆虐，直到邓太后病死不久，才由安帝刘佑联合宦官李闰加以诛灭。邓太后原是班昭的女弟子，两人私交甚好，然而儒学提倡为尊者讳，所以班昭不可能向邓太后直接指出其不当，但也不希望邓太后成为历史罪人，所以只要有机会，还是抓紧不放，进行劝谏。如安帝永初年间，邓骘以母忧为由“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班昭便上疏劝谏，使得“太后从而许之”，达到了削弱邓氏在朝势力的目的。如果说这属于直接劝谏的话，那么写作《女诫》便是“曲线”劝谏了。因为《女诫》具有显明的反对女性干预政治的思想，皇后和诸嫔妃读了后若能不干预政治，便不会有外戚擅权之事发生，汉室也就不会倾覆。何况更重要的是《女诫》成文后，邓太后必有过目的机会，若邓太后能看懂《女诫》的内涵，肯定会对邓骘等外戚有所警惕和防范。这正是班昭“曲线救国”的无可奈何之法班昭虽有救国之心，但其救国之策却是十分消极的。
《女诫》中的思想也不是班昭首创。它完全没有脱离儒家的那一套，全文一千六百字，引儒学经典《诗》、《礼》、《易》、《论语》等便有九处之多。首句“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即源于《诗经》。而且全文分七项，类同于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她只不是过是总结了前人的思想，“三从四德”“以夫为纲”并不是班昭写了《女诫》后才有的，班昭的《女诫》只是对前人的思想加以组织和修订而已。古代妇女的地位，并不会因为班昭写不写《女诫》而有所改变。班昭写《女诫》只是告诉我们当时社会人们对妇女的要求是怎么样的。这样的形式和内容，就不能引起邓太后的“注意”，以致不但“曲线救国”之梦落空，而且反而被后人利用，最终成为套在妇女头上的精神枷锁。
其实，我想一切的褒贬都应与班昭无关。因为班昭生活的朝代离我们已是那么的遥远，她当时所写《女诫》的内容，只是是符合她当时所生活的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的。班昭在人伦关系上，要求女子处处和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今人不能拿近代的观念去要求一个仙逝的古人。任何一本书无论是被称为宝典还是枷锁，势必需要自己理性地批判和接受，我们不能只看它说了什么，关键是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让人有所获，便完成或者说达到作者写书立言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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