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陶渊明正做着他根本看不上的彭泽令的小官，偏偏上级来视察，属吏提醒他“当束带迎之”。他留了句“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就授印而去。 

从这一作为来看，这时候的陶渊明身上已经没有了儒家的影子。如果孔子处理这件事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论语》记载，孔子“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见了当官的就会表现出庄重的表情以表示尊重；还记载孔子“式负版者”，“式”通“轼”，这里是动词，就是做在车上手扶扶手正立以表示敬重。对谁敬重呢？“负版者”，背着文书的人，不过是个一般的公务员罢了。

孔子平时遇见国家工作人员还要表示出敬重，更不要说上级来视察了，他肯定不用秘书提醒就“束带迎之”去了。而陶渊明的表现恰恰是对儒家这一思想的放弃和颠覆。 

而“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这句话至少隐含着两种情绪。“乡里小儿”的说法，显然是看不起这个来视察的官员，这与讲究等级观念的孔子大相异趣；“五十斗米”，流露出对自己官职微小的不满。而孔子是不会在意官职大小的，孔子说：“苟富且贵，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能够得到符合道义的富贵，即便做个“执鞭之士”，我也是可以的。

“执鞭之士”通常有两种说法， 一是下等的管理者，犹如今天的城管，一是赶车的人。而陶渊明追求的是大有作为，根本看不上这些下等官吏的，还哪里有儒家的影子呢？ 

陶渊明被后世推崇的是弃官后“性本爱丘山”式的境界，这时候的陶渊明内心已经完成了从入世的儒家向出世的道家的彻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