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上向来不那么单纯，不爱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这种天生般的包容性使中国人的人格构成变得复杂有趣。就拿儒道两家来说，虽则迥异，却能够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 

比如，诸葛亮积极入世的态度是儒家的，他的军事、政治作为体现最多的也是儒家思想。但这个人却喜欢标榜自己的道家风范，喜欢峨冠鹤裳，借东风时更是身披道衣，跣足散发，一副道家打扮，手法也是道家那一套。

这属于在儒家方面成功后有意表现一些道家的出世态度，显得格调清奇，少些世俗，骨子里却是儒家的东西；陶渊明又是一个特例，他同时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年轻时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却没有诸葛亮那么幸运，辗转流离做了不少的小官吏，这哪里能满足他的志向？

所以十三年的仕途生涯仍以怀才不得志的心境弃官回家种豆了，过起道家的生活来。陶渊明以儒家失败，而以道家名世。 

于丹说“儒家思想传承下来，使我们历史上又出现了很多内心富足的君子”，以她最擅长的讲故事的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方法上无所谓对错，但她举了一个极其不恰当的例子。

她拉出了陶渊明，给陶渊明戴了一顶儒家思想的传承者的帽子，并封为“内心富足的君子”。 

但陶渊明是这样一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