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在北大讲《论语》的保安谭景伟。

　　我很吃惊。

　　保安在北大讲《论语》的事曾让我很吃惊，北大是高校中的“泰山北斗”，精英荟萃之所，而保安在等级观念最重的中国人心目中“当然”属于社会的下层，北大学子肯“屈尊”让保安上讲堂，且所讲内容是分量最重的国学经典之一 —— 《论语》，“兼收并蓄”的胸怀，“德先生、赛先生”的气度蓦然得见。

　　更让我吃惊的是谭景伟居然要求我为他的书作序。

　　作序往往是大领导、大学者或名人、权威的“专利”，我虽然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写过一点文章和书籍，但要享受这项“专利”，自感尚有差距。更何况我并不是《论语》的专门研究者，作序更有不务正业之嫌。于是便以此种种理由推托。

　　对方不依不饶，居然说他是我的博客的忠实读者，我的国家战略研究思路、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观点，他都十分赞同。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更是激赏有加。

　　我突然动了了解这位“鼎鼎大名”的保安的念头。便对他说：“把你的书用电子邮件发给我，我先看一下。”

　　国学近几年很热，而《论语》更是大热，各种形式的解读眩人耳目，争论似乎也没有休止的迹象。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齐放、争鸣”，是我乐于见到的局面，因为我一向坚信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复兴的持久动力，而文化的活力更离不开“齐放”与“争鸣”。

　　经典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在真实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有一个基本观点套用了这句话，一切经典都是现代的。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能穿越时空，普照过去、今天和未来。今天进行的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离不开经典的支持，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在儒家思想居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论语》毫无疑问是经典中的经典。“至圣先师”的思想，乃至中国人的文化、社会心理在其中都有集中的体现。“半部论语治天下”虽显夸诞，但《论语》阐释的为人、为学、为政之道，仍不失圭臬的价值。

　　谭景伟醉心于《论语》，在生活磨难之中不改其志，学而不厌，穷且益坚，并写出其心得，足可展现其精神。

　　我不敢说谭景伟的书有多高的学术价值，但其行文明白晓畅，说理通俗易懂，且融入个人经历，为我们提供了研读论语的别一种角度。

　　更重要的是，谭景伟的精神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一个范本，一个“见贤思齐”的机会。无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无论你是富商大贾，还是一文不名的赤贫，无论你是老幼，无论你是男女，都应该认识到文化所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对知识和文化的学习可以改变人生，可以重塑人格，可以创造新的社会。所以，我把谭景伟之学《论语》称为一种现象，一种创建学习型社会必需的现象。

　　宋代理学家程颐说过：“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之后又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我期待着谭景伟的嬗变！

　　我期待着谭景伟现象可以催生更多有思想、有远见、有理想的青年！

　　是为序。

　　2007年7月12日于北京　　

　　（注：于今先生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