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所有爱书的人一样，我也喜欢往书店里跑，对自己喜欢的书，很难控制自己不去买。也因为如此，自己参加保安工作前几年里，没有攒下分文，本来工资就只有四百多，去了日常开销，所剩无几。1998年夏天，因买书花钱过多，没了饭钱，四五天只能靠吃米饭就酱油。到2000年的时候，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又得了很严重的胃病，饭量减到正常的一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近三年，药钱花掉了三、四千块，2002年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早点。就是在这个春天，我去了一趟五台山。这次五台七日之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那年3月初，我唤作伯父母的一对远亲要到五台山礼佛。我的伯父是黑龙江省小有名气的作家，不过那时他已经决心弃文从佛了。正巧他们从北京走，顺便来看我。我对佛并没有什么兴趣，更没有什么了解。我只是向他请教了有关散文和小说创作方面的事，他劝我同他一起去。他说，如果你想从文，佛学上的知识一定要了解一些，中国古代的大文学家几乎没有不懂佛的。我那时因身体很差，工作也不很顺心，自广州返京后，五年来也一次不曾离开过北京，便趁这个机会出去转一转，散散心。

　　我在五台山上逗留了七天，回来的时候，买回了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和《易经杂说》。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正式接触传统经典。看的最多的就是《论语别裁》。我没想到《论语》虽然是两千多年前的产物，今天依然是有价值的，这令我感到很欢喜，同时涉猎了一些传统经典《诗经》、《老子》、《荀子》、《中庸》、《大学》、《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后来，觉得南怀瑾先生的别裁牵扯面太广，过于分散，不够专注，2005年，决心自己重新解读，8月份正式开始边读边写，直到次年年底基本完稿，后来又先后数次修改，直到2007年五一前基本定稿。

　　2007年：到北大谈兴儒

　　2006年11月24日，是我31岁的生日。那一天，我一夜未睡，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自己的《论语》解读被社会接受，究竟该如何提出自己“百年兴儒”（在新文化运动一百年的时候实现儒学的全面复兴）的文化构想。自己太渺小了，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利用，更重要的是，社会没有大的舆论氛围，《论语》与社会大众太远了，太冷了！第二天，在看报纸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了一大幅非常令我振奋的消息：北师大教授于丹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火爆签售她的《论语心得》。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围绕《论语》的话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了我们还有《论语》这本经典。于丹教授通过央视“百家讲坛”让《论语》复活，使《论语》在新文化运动后再一次被人热烈追捧。这个文化热潮的迅猛程度是“百年不遇”的。于丹教授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历史性的。

　　2006年年底，我辞掉顺义保安公司办公室工作，到北大做基层保安员，我要在北大这个人文高地、新文化运动发起地，寻找机会讲自己的《论语》心得。我反复考虑后，决定放手一试。一位毕业于北大的朋友劝我，不要讲“百年兴儒”这个话题，北大学生不一定买你的账，他们不会关心那些。他们更关心的是从你讲的《论语》当中自己能受到什么启发，更何况你的身份是难以服众的。我拒绝了她的劝告，因为我相信自己的信念，虽然世俗对我压力很大，但我必须把自己的设想传递出去，我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唤醒全社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情。一个普通保安员都能这样做，我们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们，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所以，我甘愿冒险。不过我还是把五千多字的《百年兴儒，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演讲稿压缩到了三千多字，加入了部分的概念解读。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朋友的话是正确的，绝大多数人对我提的“百年兴儒”是不感兴趣的，我还要感谢北大学生没把我轰下去。之后的媒体更多关注的是关于学生的提前退场，以及我的“失败”上。对我来说是不存在失败的，我能面对北大的学子就意味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