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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孔子原版 论语中英法文对照版 论语朱熹版 论语禅解版 论语拼音版
《论语》微言大义溯源
曾琦云
提要：本文对《论语》中有争议看法的语句的含义进行分析，以期回到孔子的原意上去，既为后人学习《论语》提供方便，也为学术界统一思想，从而规范对《论语》的翻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着重从大道之理去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从古今多种注疏的对比分析中去溯源。
《汉书·艺文志》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i]微言，精微的言词；大义，奥妙的要义。微言大义即指圣人隐含在语言中所包含的深远微妙的意义。本文就《论语》中一些容易引起歧义的语句进行溯源，并非想要标新立异，目的是想要寻找《论语》所显现孔子的真正微言大义，这种微言大义不是从流上去找，而是要跨越两千多年来的各种诠释，回到孔子思想的本源。
我自从写作《每日论语》一书以来，核对了古今不少注解《论语》的著作，虽然感觉其中不乏真知硕见，促进了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及传播，但是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也深深地感到，实际上《论语》的精神只有一种，可后人分析出来却是无数种。如果不加以统一和分析，则人心不古，后来人学习《论语》也莫衷一是。现在，我的拙著《每日论语》虽然已经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这一些问题也已经都在书中提及，但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特把一些典型的问题在这篇论文中再进行综述，以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推动儒学的传播。
在中国，诠释儒家经典从西汉王朝“独尊儒术”开始就成为官方的一门专门学问。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对立，主张通经致用，特别强调结合现实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学，以刘歆为代表，以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为特色，反对今文经学的所谓“微言大义”。从此就有古文、今文经学之争，持续到东汉，至东汉末，郑玄遍注群经，为诸儒所宗，官学乃废，争论方止。魏晋时经学的特点是以老庄解释儒家经典 ，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称正始之音。至南北朝，经学亦分为南学和北学，南学多受玄学、佛学的影响，北学则继承两汉经学传统。隋唐时，经学走向统一，孔颖达等奉敕编撰《五经正义》，为科举取士的依据，并形成义疏之学。
宋朝理学出现之后，“微言大义”几乎成为理学家阐释自己思想的基本方式，孔子所留下的并不多的语言成了微言大义的不可穷尽的源泉。其中较有影响的理学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其中诠释《论语》的代表性著作就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元代经学继承宋儒传统。明代经学衰微，惟有官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行世。明清之际经学复兴，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较为著名。
清中叶后今文经学复兴 ，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更借今文经说“托古改制”行时一时。康有为特别强调，在儒家孔孟的理论中，有许多深奥的道理是通过口说心授密传下来的，亦即所谓的“微言大义”，它是儒家孔孟学说的精义所在。但这种“微言大义”并不是所有读孔孟之书的人都能发现和理解的，而只有极少数真正把握了孔孟精神的人才有可能发现、理解和发扬光大。他认为，自己就属于这一种人，肩负着开发和实践儒家孔孟“微言大义”的历史重任。他的大弟子梁启超解释“微言大义”之意是：“俟圣不惑在大义，因时变通在微言。”所以他说：“苟能明孔子改制之微言大义，则周秦诸子谈道之是非出入，秦汉以来二千年之义理制度所本，从违之得失，以及外夷之治乱强弱，天人之故，皆能别白而昭晰之。”他还进一步说：“圣人之意”是“圣人所未著之经，未传诸口说者也”，因此“圣人之意一层，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ii]章太炎则治古文经，站在革命民主派立场驳斥维新派，是为经学尾声。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几乎每个时代的人都在借孔子的留言去诠释圣人的“微言大义”，不管他们的的目的如何，都从客观上促进了孔子思想的流传，使儒家思想成为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受时代和社会的限制，再加上儒家思想是官方意识形态，诠释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就必然要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就必然在诠释经典的同时要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因此这种“微言大义”显然在很多情况下越来越背离孔子的原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更有读书人把诠释经典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因此为了个人的目的，总要标新立异，这样才显露出自己的本事。以这种目的去解经，去诠释“微言大义”，显然将更是个人瞎想臆测的产物，离孔子的原意就更远了。
今天，我们已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孔家店曾经被打倒一时。后来更有“文化大革命”，孔老二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他老人家的留言更是被当成封建思想一扫而光。甚至后来出了一个林彪，还要把孔老夫子拉出来，搞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可见，孔子近代以来的命运是不太好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政治走向清平，孔夫子也不受委屈了。虽然不受委屈，但是也不再是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去诠释孔子的“微言大义”。我的《每日论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论语》的“微言大义”太多了，但是只要掌握了圣人的主体精神，《论语》中每一句话的真实含义并非难以理解。本文综述《论语》中一些容易引起歧义的言语，超越两千年时空，深入到圣人的思想深处，去把握语句中的“微言大义”，以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限于篇幅，不可能面面俱到，要全面了解，敬请阅读《每日论语》。同时限于作者水平，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学而时习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是《论语》开篇第一章，这一章理解很重要，几乎对整个《论语》都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要理解这一章，最重要的是要理解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懂了，后面的则迎刃而解了。
“学而时习之”这句话首先要知道“学”的意思是什么？清人刘宝楠所著《论语正义》引《说文》：“学，觉悟也。”又引《白虎通·辟雍篇》：“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iii]
将“学”解释为“觉悟”，并非是刘宝楠的发明，朱熹《论语集注》早就说了：“学主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iv]朱熹的这段话很明显是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他虽然辟佛，可他注释《论语》又确确实实是在说禅语，他说“人性皆善”与“人人皆有佛性”有没有两样呢？“佛”译为中文就是“觉悟”的意思，所以佛是先觉，佛通过教育学习，让学生们再觉悟，以回归本有的佛性，正是朱熹所说的“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
朱熹是一代理学家，他的理学有很高的道德境界，实来源于禅宗的启悟，但他以继承孔孟之道为己任，有排除佛老的言论，实则另立一派，其理论自然有矛盾之处。朱熹论到“心性永不埋没，具备一切理，应接一切事”[v]，这个意思本来出自《华严经》、《楞严经》的注解。朱熹十八岁时，跟从刘屏山游学。屏山认为他一定是个热心科举的人，但打开他的书箱，里面只有《大慧禅师语录》一套。朱熹常同吕东莱、张南轩拜见各方禅者，与道谦禅师关系最好，常有警醒启发语言发表，谦师去世后，朱熹有祭文，载《宏教集》)。因此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论心性，大致近似于禅意。他晚年住小竹轩中，常诵佛经，有《斋居诵经诗》。晚年既然已经诵经拜佛，则必然已经忏悔平生辟佛不对，可是来日不多，也不可能重新写作新著来纠正过去辟佛的言论了。
我认为，刘注和朱注将“学”理解为“觉悟”，这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原意的。虽然朱熹来自于禅的启悟，但是他的理解本来就是孔子的原意。再说《白虎通》是中国汉代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文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是班固等人根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白虎观会议上进行经学辩论的结果纂辑而成，计4卷。实际是一部以今文经义为依据的国家法规。刘宝楠所著《论语正义》引《白虎通·辟雍篇》：“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说明前人早就理解了原意，而这个时候佛教还没有广泛流行于中国，并非受了佛教的影响而诠释儒家经典的。
第二个问题是要理解“习”是什么意思？我看了最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志刚译注《论语通译》（此书列为“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它将“学而时习之”译为“学习了时常温习”[vi]。又有珠海出版社的由老道主编的《论语人生》将“学而时习之”译为“学习而又经常复习它”[vii]。还有很多这样大同小异的译法，就是都将“习”理解为“温习”或者“复习”。这种看法并非限于今人，古人也有这种看法。鉴于这一现象，我在《每日论语》里面写道：“对于‘学而时习之’这句话，过去经常有人翻译为‘学习了而时常温习’，片面地理解为复习功课就是快乐，忽略了孔子一贯所重视的学以致用的思想。孔子的学以致用，注重一个人在思想方面的成熟。即是要把老师所讲的道理，在生活实践中进行对照和观察，自己行住坐卧、言行举止是否都能够做到。最主要是观察自己每时每刻的意念是善的，还是恶的，当达到纯善的境界时，也就是‘仁’了，永恒的快乐也就出现了。所以只有学习和实践同时并重，才能得到人生的真正快乐。”[viii]
事实上，过去的读书人，有谁把复习功课作为快乐的事情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说明读书人多么苦？当然为了“一举成名”，也只能忍受“十年寒窗”的痛苦了。所以我就把“学而时习之”翻译为“学了就及时实践”[ix]。今天流行的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将“习”解释为“实习”，虽然也有实践的意思，但他认为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像礼(包括各种礼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这些内容,尤其非演习、实习不可[x]。从杨先生的理由可以看出这“习”字虽然解释“实习”，可仍然是演习功课，实际上还是没有体现孔子的原意。我虽然在字面上已经翻译为“实践”，但是还有深层次的意义没有说出来，因为还不可能知道“不亦说乎”是怎么来的？如果将“学”的本来意思与“觉悟”联系起来，就知道快乐是怎么来的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深层意思就是：“学习就是觉悟，当你心中时时善念相继时，难道你还有不快乐吗？”藕益大师说：“今学，即是始觉之智，念念觉于本觉。无不觉时，故名时习。无时不觉，斯无时不说矣。”[xi]这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这种“快乐”实际就是“仁”的境界，“仁”就是“止于至善”的境界。当你的心中时刻保持善念的时候，难道你还有不快乐吗？如果你“止于至善”了，实际就是连“善”也不执着了，一切都无相，一切都空了，这就到了大快乐的境界。那么“学了就及时实践”实际是指我们用功的方法，就是要检查你当下一念是否觉悟，也就是时时要检查自己的心叫“时习”，即把本来的觉性在生活中时刻提起，这就是“实践”，“习”实际就是“练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时时复习功课”，可这个功课不是普通的功课，而是我们本来的觉性。“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学了就及时实践，让你的心时刻都在觉悟中，不是很快乐的吗？”实际上这种境界就是佛教“涅槃”的境界，翻译成中文有“大自在、大解脱、大快乐”的意思。所以我把《每日论语》第一日取名为“寻找永恒的快乐”，写道：“圣人的智慧就是教人离苦得乐的，得到了真正的大智慧也就得到了真正的快乐。中国传统文化分为三大支柱，即儒、释、道。释即释迦牟尼，他创立了佛教，对人生的看法的基调是苦，‘苦、集、灭、道’是早期佛教的基本思想，所以佛教教人认识人生是苦，从而走入出世之道，即涅槃，涅槃即是大快乐大解脱的境界。道家与后来的道教不同，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顺其自然，回归本性，以求得生命的快乐。”[xii]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三教虽然方法不同，但是其目的都是一致的，所谓殊途同归了。
如果弄清楚了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的意思，知道了快乐的根源，那么第二种快乐和第三种快乐就好理解了。第一句是“母”，后面两句是“子”，有母才有子。因为一当人觉悟自性本空了，才会有众生同体的思想，所以就会产生慈悲普度众生之愿，就会广结善缘，这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原因了。虽然有普度众生之愿，但是仍然有人不会理解我，仍至诽谤打击我，我也不能有分别心，仍旧要发愿今后去度他，他总会有一天会觉悟的。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心中自然没有烦恼了，所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从这一章我们不可以看出，圣人立教，千言万语无非就是要我们回归到本有的觉性而获得解脱，虽然孔子叫做“仁”，佛陀叫做“佛”，老子叫做“道”，名词不同，意义实际是一样。这就是中国三教可以和平共处到今天的原因，所以中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对于这段话，藕益大师总结得好：“学，是致知。时习之，则格物之功也，安有弃物蹈空之弊乎？弃物蹈空，非觉者也。格物之本，即是修身。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身果修，多身化之。故朋自远来，与人同乐。有未化者，是吾心之诚未至也，但当反求诸己。故人不知而不愠，至诚无习，则君子也。君子即易所谓大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人有责，位虽不同，其有事则同也。故日不亦君子乎？”[xiii]
二、贤贤易色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这是《学而篇》第七章，讲的是孔子所传授给学生的大学问，并非就是书本上的死知识。因为孔子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学生的道德境界，所以他把做人的学问和读书的学问区别开来了。在孔子那里，真正的学问不是书本上的学问，而是他为人处事是否尽到了自己职责，是否符合“仁”的要求。孔子的学生子夏就特别理解孔子的这一番苦心。子夏所说的那段话与孔子的话没有什么区别。也是从出家和在家两个方面，说明怎么做人的道理。
对于“贤贤易色”这句话也几种不同的理解。“贤贤”与孔子说的“亲仁”实际上没有区别，一般也没有引起歧义。问题是这个“易色”。朱熹说：“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xiv]意思是学习贤人的优秀品德，就会改变人的好色之心，这向善就有诚意了。
南怀瑾先生是当今有名的国学大师，他的《论语别裁》里面说到朱熹这样解释就感叹“孔子被人叫打倒，就是这样受冤的”，说“一旦亲近贤人，就连女色也不要了，女朋友不要了，太太也不要了”[xv]。
国内有些注本也觉得朱熹不妥。如杨伯峻译为：“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这样就把“贤贤”的原意搞错了，“贤贤”变成“重视妻子的品德”了。我在《每日论语》里面是这样翻译的：“敬重贤人，一看见他们就要肃然起敬，改变平时对人随随便便的态度。”这句话“易”就是“改变”的意思，“色”即脸色和态度。看见有仁德的贤人来了，应该改变平时随随便便的态度。
把“贤贤”与“好色”联系起来，古来这种看法很多，清刘宝楠注《论语正义》：“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也。”接着引证《诗经》“关雎”一诗说淑女配君子，是为了消除好色之心，使大家都去尊重贤人。然后说：“今案夫妇为人伦之始，故此文叙于事父母事君之前。《汉书》李寻传引此文。颜师古注‘易色，轻略于色，不贵之也。’公羊文十二年传‘俾君子易怠’。何休注‘易怠，犹轻惰也’。是‘易’有‘轻略’之义。又广雅释言‘易，如也’。王氏念孙疏证引之云‘论语贤贤易色，易者，如也，犹言好德如好色也’。此训亦通。”这段话对于“易”字有两种解释，第一是解释为“轻略”，那么“贤贤易色”就是“尊重贤人，轻略美色”的意思；第二是解释为“如”，那么“贤贤易色”就是“好德如好色”的意思。还说“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不管怎么解释，都把“贤贤”与“好色”联系起来。不仅与“好色”联系起来，连夫妻之伦处理不好，也是“好色”。
孔子虽然一生致力于克己复礼，经常强调美色的危害，但是并没有把夫妻之伦也纳入危害之中。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即使是修行的人，下手处也可以从夫妻关系做起，正而不邪的夫妻关系是人类赖以繁衍的基础。所谓正而不邪，就是佛教所说居士五戒中要戒邪淫。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夫妻要真诚，感情要专一。《关睢》中“雎鸠”是一种情感专一的水鸟，《关睢》托“雎鸠”起兴，从一开头就告诫我们要走正道，感情不要偏离“礼”的轨道。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人的天性，但人是懂“礼”的，就是理智的，若偏离“礼”和“理智”，就会走向两端，不再是中庸了。不符合中庸，就会淫乱，甚至犯罪。同样世间的人若断绝情欲也不通情理，人不是石头，只是情感需要正确引导，而不要像洪水一样一发不可收拾。看看《关睢》中的君子和淑女，他们走的正是中庸之道，符合人类的道德伦理，所以是值得提倡和歌颂的。
孔子虽然提倡“关雎式”的爱情，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但是也并非现在有个别人把孔子说成性情中人，甚至说孔子是“情种”，这是不符合历史原貌的，也是违背孔子的“中庸之道”的。1930年，著名作家林语堂写了一部剧本，叫做《子见南子》，描写孔子与卫灵公的婚外恋，把孔子塑造成为一个“天生情种”式的人物，这就太离谱了，所有情节都是瞎编乱说的。
三、无友不如己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这是《学而篇》第八章。“无友不如己者”朱熹是这样注解：“无、毋通，禁止辞也。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了。如果真像朱熹这样解释，孔子也不能是圣人了。只因为朱熹的注解被统治者提升为封建社会“开科取士”的依据，历代知识分子受其害的不少。
像朱熹这样理解的，还有很多。清刘宝楠注《论语正义》：“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与处，损我者也；与吾等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吾所与处者，必贤于我。”根据周公的话，《论语正义》说“则不如己者，即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只言不如己而已”。还引证了很多：“《吕氏春秋》骄恣篇引仲虺（huǐ）曰‘能自为取帅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群善治要》引中论曰：‘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须己慎者也。然则扶人不暇，将谁相我哉？吾之偾（fèn）也，亦无日矣！’又《韩诗外传》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此于善者，自进之阶；此于恶者，自退之原也。诸文并足发明此言之旨。”
因为既然不能交比不上自己的朋友，那么对下文“过则勿惮改”就有人理解为交朋友交错了，所以要改。《论语正义》：“皇疏载一说云，若结友遇误，不得善人，则改易之，莫难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为贵也。案高诱注吕氏春秋骄恣篇，引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以证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之义。亦以过为结友过误，或汉人有此义。故李充云然。然既知误交，何难即改，似不足为君子虑也。”这真是一错再错了！
或者受传统的影响，或者是出于自己的主观臆测，今世新出的很多版本的论语译注都是这样理解的。略举几例。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的译文是“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徐志刚《论语通译》也是这样。中华书局出了“中学生文化素质提高丛书”，有李申编著的《论语精粹解读》[xvi]也是这个意思。
君子真的“不交比自己差的朋友吗”？我认为，若君子不交比自己差的朋友，也不能为君子了。既然是君子，对于比自己强的就会虚心学习，对于比自己差的，也能看到他的优点，即使完全没有优点，也可以做反面的榜样。因此，我在《每日论语》是这样翻译这段话的：“君子不自重，就不会有威严，即使学习，也不会牢固。做人要以忠诚和信任为根本，没有哪个朋友不如自己。有了过错不要怕改正。”
不管是哪位伟人，他们都是很谦虚谨慎的。佛陀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为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中国净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师曾经说：“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只有我一人实是凡夫！”[xvii]孔子也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圣人千言万语都要我们消除分别心，发出平等心、慈悲心，怎么还会歧视众生呢？所以谦虚是一种美德，孔子在这里是加以提倡的。在《周易》上六十四卦，所讲的都是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教人做人的方法。每一卦爻中，有凶有吉，凶卦是警戒人去恶从善，吉卦教人要日新又新。独有谦卦，每一爻都吉祥。《易》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易经谦卦上说：“天的道理，不论什么，凡骄傲自满的，就要使他亏损，而谦虚的就让他得到益处。地的道理，不论什么，凡骄傲自满的，也要使他改变，不能让他永远满足；而谦虚的要使他滋润不枯。就像低的地方，流水经过，必定会充满他的缺陷。鬼神的道理，凡骄傲自满的，就要使他受害，谦虚的便让他受福。人的道理，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人，而喜欢谦虚的人。”）《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所以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的意思，就是要人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看一切朋友都没有不如自己的。这里与前面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形成对比，“重”即自重，要增加人的自信心，人才能前进。但是过分的自信就会变成骄傲自满，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唯独自己一切都好，别人都不如自己。这样下去，君子也就变成小人了。所以“君子不重则不威”和“无友不如己者”从两个方面提出君子的处世的人生态度。
四、攻乎异端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是《为政篇》第16章。“攻”，何晏注：“攻，治也。”朱熹集注：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治”即研究，如治学。按照孔子人格来说，此意符合他的思想，比翻译为“攻击”或者“批判”要好。异端邪说虽然有碍正道，但是孔子不会去强行攻击。孔子说过：“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意思是：“抨击那些过错，不要去指责某人的过错。”又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责备自己很重，责备别人很轻。”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想要人自己寻找自己的过错罢了。自己寻找自己的过错，就会时时反省自己，没有时间去指责别人了。所以，孔子不会叫弟子们集中精力去攻击那些异端邪说，他只要求弟子们不断地反省自己的思想是否合乎正道。因此，我在《每日论语》把这句话译为：“专门研究异端邪说，那就是祸害啊！”
古人大都注“攻乎异端”的“攻”为“治”，也有人反对。近人程树德编著《论语集释》 (1943年出版)，在本章“攻乎异端”引列名家注释后加按语说：“《论语》中凡用‘攻’字作‘攻伐’解，如‘小子鸣鼓而攻之’、‘攻其恶，不攻人之恶’，不应此处独训为‘治’，则何晏、朱子之说非也。”今人杨伯峻从之，说《论语》共四个‘攻’字……三个‘攻’字(即上引程树德所引两句的三个“攻”字)都当攻击解，这里也不应例外。”从而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译为“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言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他把“也已”的“已”当作“动词，止也”，译为“消灭。”程、杨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论语》中有三个“攻”字当“攻击”讲，难道这一处的“攻”字一定是“攻击”吗？书中同—个字表示不同意义很多。再说《论语》中没有一处是批判哪一家“异端邪说”的，专门攻击别人，也不符合孔子的性格。
朱熹集注:“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杨墨”即杨朱和墨翟。战国时期杨墨两派学说都很盛行，《孟子》滕文公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子提倡“兼爱”，提出爱无差等。孟子予以批驳：“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sī）、小功之察；放饭流歠（chuò），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这段话的意思是：智者没有不知道的事，但总是以当前的重要工作为急迫。仁者没有不爱的，但是务必先爱自己的亲人和贤者。尧舜的智慧不可能知道一切事物，因为他急于先办理首要事务。尧舜的仁德不能普遍地爱一切人，因为他急于先爱自己的亲人和贤者。如果不能实行三年的丧礼，却仔细讲求缌麻三月、小功五月的丧礼；在尊长面前用餐，大口吃饭，大口喝汤，粗鲁无礼，却讲究不用牙齿啃断干肉，这就叫作不识大体。
朱熹集注：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qīn）然入于其中矣。”程朱理学出入佛道，并又斥佛道为异端，门户之见太深。由于程朱理学影响甚大，以致于后来一提到异端，人们以为就是佛道。实际上程、朱虽然出入禅门，可他还没有真正开悟，就以为什么都懂了。正如印光大师说：“程、朱读佛大乘经，亲近禅宗善知识。会得经中全事即理，及宗门法法头头会归自心之义。便以为大得。实未遍阅大小乘经，及亲近各宗善知识。”[xviii]南怀瑾在《论语别裁》说：“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说别人没有道理，我看世界上没有这样不讲理的人。儒释道三家文化，各自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如一个鼎的三足，断掉一只，中国文化都立不住脚。一般在盛世的时候，三家文化都相融相通，为国家的安定和繁荣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按照现在通常的看法，佛教是东汉传入中国的。但是据考证，佛教在周朝就已经传入中国，孔子在那个时候就知道佛教了，可他并没有视为异端。《列子·仲尼篇》引孔子之言说：“吾闻西方有大圣人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意思是：“我听说西方有大圣人，不用治理而天下太平，不用劝说而自有信仰，不用教化而自然实行，广大无边啊，俗人无法来说明！”可见在孔子已经知道了西方有释迦牟尼了，而孔子对他是相当崇拜的。
孔子在周王室会见了老子，老子当时是周王室的守藏史，他学问渊博，思想深邃，是孔子最敬仰的人物之一。孔子能够在看到周王室收藏的珍贵典籍，都是老子提供的方便。孔子与老子长谈以后，对老子极为钦佩。同时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也有点神秘莫测，孔子回来后对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把老子比喻是一条龙，可见他对老子的高度赞誉。
由此可见，孔子从来没有把佛老看做异端的。
[i] 见《二十五史》，《汉书》艺文志。
[ii] 转引自楼宇烈著《康有为与儒学的现代转化》，原载于《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
[iii] 汉郑玄，清刘宝楠注《论语正义》，上海书店1992.6
[iv] 宋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93
[v] 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在明明德”注：“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质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以复其初也”
[vi] 徐志刚译注《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
[vii] 老道主编《论语人生》，珠海出版社，2001.2.
[viii] 曾琦云著《每日论语》，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6
[ix] 曾琦云著《每日论语》，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6
[x]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2.3
[xi] 藕益著《四书藕益解》，论语学而篇。
[xii] 曾琦云著《每日论语》，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6
[xiii] 藕益著《四书藕益解》，论语学而篇。
[xiv] 宋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93
[xv] 南怀瑾著《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1
[xvi] 李申编著的《论语精粹解读》，中华书局，2002.3
[xvii]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复叶福备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6
[xviii] 《印光大师文钞》续编，佛学图书馆缘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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