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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宋朝亡国原因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几千年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代就是宋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经济、科技的发展水平甚至在明清也难以逾越。为什么宋朝就败在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人手里呢？宋朝稳定而全面地确立了文官政治，君主“与士大夫治天下”，直接促进了宋朝文化高峰的形成。而宋末文官政治衰微，士风颓坏，其原因之一即是奔竞。
宋人称：“爵禄在上，下皆趋而争之，故名曰奔竞。”通俗地讲，就是下级向上级跑官、索官、要官。太学生陈自强投靠了宰相韩侂胄，一个州县小官在数年内就拜了相，飞黄腾达之快，甚为罕见。进士梁成大，谄媚权相史弥远的家奴万昕，六日后即拜为监察御史，其拜官速度之快也是罕见的。宋末号称“蟋蟀宰相”的贾似道，士大夫对其的奔竞与此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时，士大夫利用各种机会逢迎贾似道，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整个宋代，无人出其右者！史称：贾似道为相，“权倾中外，进用群小”，多提拔与重用对其奔竞之官僚士大夫。可见，宋末官僚士大夫的奔竞之风不断加深成为当时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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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奔竞之风对当时政局与文官政治造成极大危害
首先，压抑与排挤了正直忠良之士。由于权臣任用附己者，必然对那些正直忠良之士进行排斥和打击，以便专权的实施。韩侂胄任相时，不遗余力排斥异己。梁成大、李知孝、莫泽三台谏为史弥远鹰犬，排挤忤史弥远意者，时人视为“三凶”。贾似道为相时，正人端士，斥罢殆尽。在受到排挤的忠义之士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天祥，以文氏之贤，拒绝奔竞，先后受抑于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等宰相，其志未尝获伸，在宋末政治舞台上，一直受到排挤。
第二，助长了贪墨与奢靡的风气。官僚士大夫为了奔竞之目的，必然对权要进行巴结和逢迎，各级官职都有定价，往往向权贵行贿买官。如，贾似道为相，“吏争纳赂求美职”，“一时贪风大肆”，“引荐奔竞之士，受纳贿赂”，可见奔竞助长了士大夫的贪墨之风。另外，奔竞之士大夫为了能够得到权要的欢心与赏识，必然要费尽心机地逢迎权要。如韩侂胄生日时，士大夫们纷纷呈上贵重寿礼，相互攀比，或令“众已骇之”或令“众皆惭沮”。在这种竞相向权要进献奇珍异宝的背景下，奔竞必然助长了奢靡风气。
第三，破坏了文官政治的常态。宋代文官政治有一套完备的选官任官制度与程序，这使整个士人阶层无论其家世名望财产地位如何，均有通过平等竞争取得官职的可能。而宋末的奔竞，则扰乱了士大夫正常的晋升途径。为此，文天祥明确指出，荐引与改官率为私人和势要所据，非奔竞之孤寒士大夫大多无改官升职之机会，严厉批判了奔竞之风下文官政治的变态。皇帝也检讨此问题，曾下诏说：“朕惟选举之法所以公天下，而权要之臣徇私挠禁，请嘱旁午，奔竞日滋，寒畯见遗”，决心对奔竞之风进行严惩。史实证明，这一诏令如同废纸，根本没有起到抑制奔竞的作用，相反，此后的奔竞之风愈演愈烈。这样，文官政治受到破坏，士大夫正常的晋升之途无疑被阻碍或堵塞了。
第四，导致台谏制度的畸形运行。宋朝台谏制度正常运转情况下，其职责应该是为天子斥逐权奸，监察百官，拥有议论弹劾的双重权力。而宋末奔竞的盛行，则导致了台谏制度的畸形运行。宋末一个显著的特点，权相当国时，置私人于台谏，替他攻击所要贼害之人，而很多台谏自甘堕落，对权相进行奔竞，乐为其鹰犬与爪牙，对异己大加摈斥。宋末台谏已完全失去应有职责，因徇苟且，敷衍塞责，往往议论弹劾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甚少涉及重要之事，受到众多正直士大夫的严厉批判与指责。在当时，“一相去，台谏以党去；一相拜，台谏以党进”的畸形状态，司空见惯。
急于求进的士大夫，阿谀取悦，同流合污，这些人一旦当权，政治便会停滞而黑暗。韩侂胄为相时，仓猝北伐，由于士大夫们对其奔竞而附和成风，明知此事不可为却不敢劝阻，给宋朝带来巨大灾难。贾似道为相时，对贾氏奔竞的众多文武官员纷纷以重要城池降元。如，襄樊被围，李庭芝与高达都是可以救援襄阳的人才，由于二人没有依附贾氏，于是贾似道派与自己亲近的庸才夏贵、范文虎等去应援，最终导致吕文焕的降元。贾似道完全没有以国家大事为重，却一味信任依附奔竞自己的人，严重损害了宋朝的抗元战争。更严重的是，一大批官僚士大夫在元兵入临安前或相率并遁，或投降元朝，太皇太后下诏厉词申责也不能禁。而这些也最终加速了宋朝的灭亡。
宋末奔竞之风形成的主要原因
首先，任子多，官阙少。宋朝官私办学都很发达，文化的普及，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故参加科举考试后等待任职的任子极多。宋朝虽有冗官之弊，但任子多而官阙少一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人称“正郎满铨部而任子倍增”，有时达到“六七人共守一阙”或等一官阙需要几年的情况，甚至有登科十余年，不能一日为官而老死者。故有人作诗：“记得萧郎登第时，为言即日凤凰池。而今老等闲官职，日欠人钱夜欠诗。”感叹一直到老都没有等到一官半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出现一种因员多阙少而专以卖阙为职业之人，想任官的多往见之，其家常常是人满为患，估计从事此职业者，乃为极具背景的消息灵通之人。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于是士大夫以奔竞为当然。
第二，以人治代替了法治。本来宋朝的文官政治，对官吏的任免与提拔有完备的程序与制度，甚至皇帝对官吏不合理的任命，其诏令也会受到“封驳”的制约。但宋末皇帝凭着自己的喜好，任意提拔官员，破坏了文官政治，实际上间接地鼓励了士大夫的奔竞之风，所以皇帝下诏禁奔竞却毫无效果也在情理之中。权相也是以人治来提拔对自己奔竞的官吏，排斥异己，造成奔竞成风。
第三，对奔竞之风姑息放纵。宋末朝廷虽对奔竞不满，但实际上对奔竞之士大夫的处罚不严甚至放纵。如理宗虽然多次表达对奔竞之风的不满，力图抑奔竞，提拔孤立平进之士和奖励恬退之人。但实际上，因奔竞而骤升为高官者，面对大臣们的弹劾时，理宗也仅仅只对当事人进行训诫，颇有些姑息。时人即指出，对奔竞的惩处，前朝是死罪，本朝仅仅只是流放，况且奔竞而获取高官者，“纵复败露，类皆舍大而问小，暂罢而倏起”，根本没有真正受到严惩，没有令其余士大夫们受到警戒。正因如此，宋末的奔竞之风是屡禁不止。
第四，官僚士大夫的生计压力。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宋朝士大夫生活待遇很高，从不为生计操心，无生活的压力。但实际上有相当多的士大夫入仕后仍是清贫的。宋末黄震指出“为士者多贫，虽至仕宦，尚苦困乏”。显贵的官员如真德秀“虽贵无余财”，中下层官宦俸禄较低，家计自然更加艰难，仅靠官俸并不足以解决生计问题。多数士人与官宦迫于生计压力而对权贵、上司进行奔竞，以解决生计困难，进而成为富士与富宦。
士大夫道德的沦丧，这是奔竞形成最深层次的原因。时人深刻地揭露：“世降俗薄，贪浊成风，反相与嗤笑廉者。谀佞成风，反相与嗤笑直者。竞进成风，反相与嗤笑恬退者。”文天祥也曾悲叹大多数士大夫道德败坏，批判他们奔竞于势要之路，趋附于权贵之门。也就是说，当士大夫的道德沦丧、心术败坏之时，对权要进行奔竞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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