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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四大书院
宋朝也许死就死在这个“四”字上了，现在就说说宋朝的四大书院。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的高等学府。从唐中叶至清末，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如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唐玄宗，书院主管人员的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兼作皇帝的侍读，“以质史籍疑义”。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也称为书院，如：皇寮书院，在江西吉水县，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松州书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陈珦与士“讲学处；义门书院，在江西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梧桐书院在江西奉新县苋唐罗静、罗简讲学之处。?
书院盛于宋初。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宋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书院,除公认的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之外，还有茅山、石鼓等。这些书院一般是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设置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后世认为这是受了佛教禅林精舍的影响。
北宋时期书院曾一度衰落，这是由于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兴办官学，一方面推重科举。读书士子就学门路增多，而且非经科举，难得入仕之途,因而不愿长守山林对书院失去了兴趣，以至“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然而北宋的官学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日渐腐败因此南宋时期兴办书院之风再起。南宋书院发达同理学的盛行有密切关系。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书院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淳熙六年羁痰挠守南康军时在庐山发现白鹿洞书院故址1申请兴复，于次年告成。朱熹为书院确定了条规，对书院的宗旨，为学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名曰《白鹿洞书院学规》，后世书院大都仿此办理，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宋初，朝廷大力利用科举选拔人才，而忽视培养人才的学校。宋仁宗时的范仲淹，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先后严厉批评这种只取才不养人的错误作法，如同农夫只坐等收获而不事耕耘一样愚蠢,终于导致人才的枯竭。范仲淹认为，择贤固然重要，但择而不教，久则乏人，贤将不继，所以教是第一，择尚其次。主张必严科举方能得才，必敦教育方有才可得。王安石认为，科举仅以强记博诵取人，学校费了许多光阴，专门去做科举考试的预备工夫，而不教以天下国家实用之事，及第之后，所学完全无用。为了扭转社会重科举轻学校的风气，他强调要发挥学校在培养人才中的积极作用。他建议逐步使取才与养才统一于学校,即凡在中央官学学习的学生,通过了学校的考试，不必再经由科举而直接授官。把取士纳入养士之中，即把选拔人才的职能部分地赋予学校与学校教育工作紧密结合，既充分发挥了学校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又提高了学校的社会地位。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都被因循守旧势力所挫败。
宋朝四大著名书院是
一、岳麓书院
二、白鹿洞书院
三、嵩阳书院
四、应天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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