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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昚
宋孝宗宋孝宗赵昚(1127年11月27日、建炎元年十月廿二-1194年6月28日、绍熙五年六月初九)，南宋第二位皇帝（1163年——1189年在位），宋太祖七世孙，初名伯琮，后改名瑗，赐名玮，字元永。孝宗是宋高宗养子，原为太祖赵匡胤次子赵德芳的六世孙，父亲为秀安僖王赵子偁。由于高宗的唯一儿子元懿太子夭折后再没有子嗣，所以只好从宗族中选择后继者。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让位于赵昚，此即为宋孝宗。宋孝宗在位27年，淳熙十六年（1189年）逊位，让位于儿子宋光宗赵敦。绍熙五年（1194年），孝宗病逝，终年68岁。谥号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庙号孝宗。葬于永阜陵。
宋孝宗-生平
宋孝宗孝宗登基后，定年号“隆兴”，立志光复中原，收复河山，遂恢复名将岳飞谥号“武穆”，追封岳飞为鄂国公，剥夺秦桧的官爵，并且命令老将张浚北伐中原，但在符离遭遇金军阻击，大败。
接着金军趁胜追击，南宋军队损失惨重。宋孝宗被迫于隆兴二年（1164年）和金国签订“隆兴和议”。次年改元“乾道”，并又任用王淮理财备战。乾道年间，由于没有战事的干扰，宋孝宗专心理政，百姓富裕，五谷丰登，太平安乐，一改高宗朝时贪污腐朽的局面。由于宋孝宗治国有方，所以使南宋出现“乾淳之治”（乾：乾道，淳：淳熙）的小康局面。淳熙十四年（1187年）10月，高宗病卒，孝宗为了服丧，让太子赵敦参预政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2月又禅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后，是为宋光宗。孝宗自称太上皇，闲居重华殿，继续为高宗服丧。光宗与孝宗不和，长期不去探望孝宗。为此，孝宗闷闷不乐而起病。最终在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6月，孝宗逝于临安重华殿。
宋孝宗-南宋能力最强的皇帝
宋孝宗赵昚宋孝宗赵昚是宋太祖的七世孙，赵德芳的后人。高宗在扬州逃跑时因为受到了惊吓，而失去了生育能力。唯一的独子又在苗刘之变后死去。而英宗系的后人，在靖康之变后基本被金一网打尽，全都押往北方。最主要的是，出使金国的使臣回来后说，金太宗长得酷似宋太祖，传说太祖要回来夺皇位。
于是高宗说，太祖大公无私，有子却将皇位传给弟弟，其后人衰微，朕准备将皇位传给太祖的后人。于是从太祖的后人中选拔，最后只剩下一胖一瘦两个小孩。高宗开始中意胖小孩，两个孩子在宫中站着，突然来了一只猫，瘦孩没动，胖孩子却伸脚去踢猫。这件事，让高宗对胖孩子好感全无，把瘦小孩就是赵昚留了下来。留在宫中的赵昚，从小就接受了最好的教育，长大后封公，后来被进封为郡王。这位天资聪明的准皇储确和权臣秦桧关系很僵。主要是赵昚比较厌恶秦的屈辱求和。而秦也顾忌赵昚能力太强。赵昚的生父病故，秦桧于是上奏要求赵昚守制3年，因为赵昚的皇太子身份并未确定，所以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但秦是想借机免去他的皇储身份。但高宗显然不为秦所动，守孝期满，赵昚就继续回宫。后来，秦桧病重，是赵昚及时得到消息，通知了高宗，高宗亲自去相府探视，粉碎了秦和他的爪牙准备让秦桧儿子当宰相的企图。赵昚被养在宫中将尽20年，却一直未被确定太子的名份。主要原因有3。首先就是高宗还是抱有幻想，想自己争取再生个儿子出来。其次秦桧的强烈反对。再次是高宗的生母韦太后不喜欢赵昚，而喜欢另一个养育在宫中的赵琢。直到韦太后死去。高宗使出了最后一招，给两位准继承人每人送去美女10名，过了一阵又把她们召回。经过检查，发现给赵琢的那10个都不是处女，而给赵昚的那10个都是完壁（赵昚是听从了史浩的意见）于是，确立了赵昚的皇太子地位。2年后，金海陵南侵，高宗又准备下海逃命，皇太子赵昚上书，要求自己率兵迎敌。事先不知情的史浩知道后大惊，担心犯了大忌，赶快让皇太子上书谢罪，并要求随皇帝一起出征。
金兵退走后。高宗决定禅位给赵昚，自己退居太上皇。36岁的孝宗即位后，颇欲有番作为，他给岳飞平反，又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战派，重新拜张浚为相。并且整顿吏治，重用主战派，积极备战。在军事上，1严肃军纪2培养军事人才3提高军队战斗力在孝宗派遣使者，想通过外交努力收回河南地，改变不平等地位失败后。孝宗在经过和主和派的激烈斗争后，决定北伐。张浚坐镇扬州。20多年前的张浚也是负责对金作战的全局筹划工作，当时他手下的将领有岳飞，韩世忠，刘琦这样的名将。而20多年后，当年意气风发的张浚也老了，手下的将领也只有李显忠和邹宏渊了。宋军初战告捷，收复了灵壁和宿州。但金国很快在河南调集了兵力，反攻。因为李邹不和，宿州失守，接着宋军又在符离溃败，北伐失败。主和派看到战争失败，又重开求和论调，于是主和派开始占上风。主战派不甘妥协，坚决作战。孝宗试探了金国的议和条件，觉得太苛刻，不能接受。但此时，宋在北伐失败后，已无力再打下去了。金又乘机继续进攻宋，宋岌岌可危。最后，孝宗答应了金国稍做退让的议和条件，就是将完颜亮入侵后，宋收复的唐，邓，海，泗四州还给金国。改宋对金称臣为叔侄之国，将岁贡改为岁币，数量比以前减少20万。将秦，商二州的土地割让给金。此时的南宋，内部问题多多，士风日下。官俸和军费占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于是政府加重税，又使农民造反。一批支持孝宗恢复的老臣相继去世，又使其辅弼无人。而且他的生母，皇后，太子都相继谢世，家庭生活也不幸福。孝宗虽然被迫向金屈服，但无时无刻不想着恢复。但张浚，陈康伯死后，却没有符合孝宗自己意图的人当宰相。最后选用了陈俊卿和虞允文，但他俩虽然都是主战派但却不和。最后陈去职。而且孝宗重用自己当皇子的旧人，龙大渊和曾觌。遭到大臣们的反对，这两个小人，以善于察言观色，讨得皇帝欢心，人品都不佳。最后孝宗被迫，把他俩外放出去。
宋孝宗-功绩
宋孝宗孝宗为了恢复，首先从整顿内政入手，安定民心，改变以往赈灾方式，就是社仓法。又改变盐钞，将官府拖欠盐商的钱还给盐商，又放宽了盐的专卖。孝宗又取消了很多加耗。大力削减冗官，又严格控制萌补任子，以前不加考核的官员儿子即可当官的情况没有了。对官吏还经常考察实际才能，不合格的都予以革职。
改革财政，增加纸币，出售官田。
在军事上，整军兴武，孝宗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又先后派遣使臣范成大和赵雄，出使金国。首先是要回河南，其次是改变宋朝皇帝接受金国使臣递交国书时，亲自下殿去取的礼仪。这两条都遭到了金世宗的拒绝。在孝宗想和平达到目的未能实现后，只好寄托于武力解决了，于是又开始整军备战。他准备让虞允文率一军从陕主攻，自己亲领一军在淮南出师，兵分两路伐金。正当他等待虞允文的消息时，虞允文却在四川病死。致使孝宗的计划成为泡影。
虞允文的死，对孝宗打击很大。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北伐了。为政求稳，渐趋于保守。对与金的礼节问题也不再强求力争。将全部精力全都转移到内政建设上。可能他想将这个任务（恢复）留给自己的继承人吧。太上皇高宗病死后，孝宗也倦政了，两年后传位光宗。在当了5年太上皇之后，孝宗病死。
宋孝宗-对宋孝宗的评价
宋孝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后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孝宗不愧是太祖的后人，一反高宗时卑躬屈膝的投降路线，一心想恢复中原，他的这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秦桧为相十余年，将朝中的主战派，迫害，打压殆尽。所以孝宗帅不过张浚这样志大才疏之辈，将不过李显忠，邹宏渊。手下只有一个虞允文可堪大用。还要和主和派斗争，特别是孝宗当了27年皇帝，前25年高宗一直健康的活着，一直影响着他。高宗坚决反对主战，甚至对孝宗说，大哥，等我百年之后，你再为之。以孝顺著称的孝宗不可能一点都不听。孝宗为人勤政，节俭，孝宗朝是南宋国力最强的时候。可惜孝宗碰上了小尧舜金世宗这样的明君，金国虽然对宋采取守势，但没有内乱。宋和金此时属于绝对的均势，平衡没有被打破。所以都无法消灭对方。相比两宋的其他皇帝，孝宗更让人同情些。
宋孝宗-最节俭的皇帝
宋孝宗赵昚（shèn）是南宋第二位皇帝，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以身作则崇尚节俭，史称宋孝宗“性恭俭”，就是恭谨俭约的意思，宋高宗称赞他“勤俭过于古帝王”。宋孝宗即位之初，就不肯用乐。他日常生活的花费很少，常穿旧衣服，不大兴土木。平时也很少赏赐大臣，宫中的收入多年都没有动用，以至于内库穿钱币的绳索都腐烂了。宋孝宗认为“我其他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是能够节俭。”
他经常告诉身边的士大夫：“士大夫是风俗的表率，应该修养自己的德行，以教化风俗。”宋孝宗不但节俭，而且尊佛崇道，除奸邪褒忠良，昭雪冤案，励精图治，使南宋出现了“乾淳之治”的小康局面。节俭需要首先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念，这样才能保持节操，培养德行，所以自古有德之士莫不推崇“俭以养德。”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说法，意思是：节俭，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而且人的福德是有限的，珍贵的，所以更不可不珍惜。隆兴元年（1163）——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像孝宗赵眘，原名伯琮，为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宋代自真宗开始，皇位一直在太宗一系传承，到高宗时，由于独子赵旉夭亡，大臣们建议从太祖的后代里选立继承人。绍兴二年，6岁的赵伯琮幸运地被高宗选中，育于宫中，36岁时被立为太子，改名为眘，同年登基。从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太祖一系。孝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曾一度有所扭转。然而，面对高宗的处处牵制、主和派的极力阻挠、主战派的人才凋零等内外不利因素，孝宗深感力不从心，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战与和：收拾旧山河的艰难曲折。
宋孝宗-抗击金兵
宋孝宗孝宗抗击金兵的雄心，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有所表现。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35岁的孝宗十分气愤，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但经史浩的提醒，为了避免高宗疑心，他再次上书，请求在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即位后，孝宗表面上不便对高宗妥协求和的政策明确表示反对，但在处理政事时，他一反高宗的做法，平反岳飞冤案，驱逐秦桧党人，起用一批被高宗贬黜的大臣，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义军。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孝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他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大计。张浚，高宗时为知枢密院事，坚持抗金，先后率军转战川陕、两淮等地，多有战功，在南宋朝野间享有盛誉，金人也十分畏惧他。秦桧当政，张浚遭到排挤，被迫离开朝廷。
孝宗久闻张浚的威名，内心早已非常仰慕，如今要恢复中原，主持大局的最佳人选非张浚莫属。新皇帝锐意进取，力图中兴，对自己又如此尊敬与信赖，令压抑已久的张浚兴奋不已。他建议孝宗亲赴建康，以招揽中原百姓之心；陈兵两淮，进军山东，声援西线川陕军队。同时，他还向孝宗举荐了一批力主抗战的人才，如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等，孝宗都一一予以起用。一时间，曾经弥漫朝野的妥协退让气氛为之一扫而空，主战派力量大大增强。隆兴元年（1163），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
指挥。此前，金人向南宋索取海、泗、唐、邓、商五州之地及岁币，被张浚拒绝。金朝屯兵虹县、灵壁，摆出一副马上要进攻南宋的架势，南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张浚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此议一出，马上招来了主和派的强烈反对，右丞相史浩就是其中的代表。史浩曾是孝宗的老师，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孝宗即位之初的一些改弦更张之举，如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联络中原豪杰等，都得到过他的积极支持，他还向孝宗推荐了陆游等一批有识之士。但是，史浩的这些做法并不是为了恢复中原，而是为了维持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他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之计。他与张浚辩论五日，最终也没能说服张浚。此时的孝宗正是初生牛犊，锐气十足，虽然他曾一度在史浩的阻拦下有所犹豫，但经过张浚的鼓励和支持，又坚
定了决心。当年四月，孝宗为了避开主和派的干扰，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北伐初期，宋军接连取得胜利，李显忠攻克灵壁、宿州，邵宏渊攻克虹县，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萧琦等先后投降，北方人民纷纷响应，归附者络绎不绝。捷报传到临安，孝宗大喜，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然而，就在宋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军队内部的种种问题也暴露出来。首先是将领之间不和，邵宏渊为人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孝宗任其为招讨副使，位在李显忠之下，对此他耿耿于怀。而张浚对这一问题又处理不当，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使宋军无法协调行动，统一指挥。其次，面对胜利，主帅李显忠产生了轻敌心理。攻克宿州后，他既不谋进取，也不作防守，终日与部下饮酒作乐。当有人报告说金军万余人向宿州逼近时，他竟不以为然地说：“区区万人，何足挂齿！”
此外，李显忠在犒赏军士时有失公平，士兵三人才分得1000钱，每人平均只得300余钱，无法调动士兵们的作战积极性，邵宏渊又趁机暗中起哄鼓噪，士卒怨怒，宋军一度高昂的士气大为削弱。就在宋军主将失和、军心浮动的时候，金人已经从前期仓促应战的慌乱中调整过来，调兵遣将，准备反击。孝宗和张浚对北伐面临的潜在危险也已有所觉察，以时值盛夏、人马疲乏、不宜连续作战为由，急令宋军撤退。然而，诏书尚未到达军中，金军已抵宿州城下。隆兴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金军向宋军发动进攻。李显忠通知邵宏渊出兵，夹击金军，邵宏渊却按兵不动，李显忠只得独自率军出战。战斗间隙，邵宏渊装模作样地出城巡视，对士兵们说：“天气如此炎热，就是手不离扇尚不得凉爽，更何况要在烈日曝晒下穿着厚重的铠甲作战？”
赵眘跟随高宗出征言外之意是宋军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宋军的二号统帅人物表现出如此悲观的情绪，使得宋军人无斗志，军心涣散。当晚，中军统制官周宏、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将领各带所部逃遁，宋军顿时大乱，金人趁机大举攻城。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抵抗，而邵宏渊当此紧急关头，仍不肯与李显忠合力守城，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邵宏渊对自己心存嫉恨，不会援手，仅凭自己所部孤军守城已不可能，只得放弃宿州，连夜南撤。二十三日，宋军刚刚退到符离，就被追击的金兵赶上。在金兵的围攻下，宋军再无抵抗之力，士兵们丢盔弃甲，惊慌逃窜，连同随军民夫在内的13万人马伤亡殆尽，粮草物资也拱手送与了金军。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在乱军中逃脱，
侥幸保住了性命。至此，历时仅20天的北伐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这也是孝宗在位期间惟一的一次北伐，虽然失败，但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与以前穷于应付金人的进攻绝然不同。北伐失败给主和派留下了攻击主战派的口实，他们再度活跃起来，纷纷上书弹劾张浚，要求与金人重开和议。对于恢复故国的大业，孝宗是不肯轻言放弃的。符离兵败之初，他曾宽慰张浚说：“抗金之事，朕还要全倚仗你，你千万不可畏惧人言而心怀犹豫。北伐的事情当初是朕与你共同决定的，现在也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孝宗勇于承担责任，既无形中保护了张浚，也表明君臣之间志同道合的决心。虽然迫于主和派的压力，孝宗曾一度降任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但不久就让其官复原职，后又升其为右丞相，表示对他仍然信赖。然而，北伐的惨败，毕竟使孝宗的勃勃雄心受到不小的打击，他逐渐从高涨的热情中冷静下来，意识到中兴计划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权宜之策，议和也并不是毫不可取。因此，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疏远主和派，甚至重新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相，准备与金朝议和。隆兴元年八月，金人向南宋提出割海、泗、唐、邓四州之地，纳币称臣，以及遣还中原归附之民等要求，扬言若宋廷不允，即挥师南下。孝宗虽不反对暂时与金妥协，但认为在议和条件上不能过于迁就，应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和议。九月，孝宗不顾张浚等主战派的反对，派卢仲贤出使金朝议和。卢仲贤临行之时，孝宗告诫他切不可答应金人割四州之地的要求，而汤思退却惟恐和议不成，私下授意卢仲贤可以割让四州。结果，卢仲贤到宿州金营后，在金人的威胁下，竟不敢有半句争辩，表示愿意接受金人的要求。孝宗闻知大怒，将卢仲贤革职，发配郴州管制。和谈遂陷入僵局。此时，德寿宫的太上皇高宗也不断地向孝宗施加压力。言谈之间，高宗对孝宗的所作所为早已表现出不满。孝宗赴德寿宫问安，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恢复大计，而高宗最听不惯的恰恰就是这种言论，一次，他终于忍不住粗暴地打断孝宗的话，不耐烦地说：“还是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谈论这事吧！”这无异于向孝宗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其实，早在北伐之时，高宗就对孝宗处处牵制，现在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极力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
宋孝宗对于这位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因而总是尽量顺从他的意愿。主和派有高宗作靠山，便时时抬出高宗来压制孝宗，气焰更加嚣张。同时，他们又极力鼓吹金强宋弱，只有求和才是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孝宗的态度开始左右摇摆。他曾一度因不肯屈从金人的割地要求，有过再次开战的打算，但对战事实在是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一旦金人表示愿意与南宋继续和谈，他又不得不加以考虑。在这种矛盾心态下，隆兴二年三月到七月，孝宗下令撤去江淮守备，主动放弃四州之地，并同意了张浚的辞职请求。
八月，南宋再派魏杞赴金议和。汤思退等人担心孝宗态度再有反复，竟秘密派人到金营，通知金人发兵南下，用武力胁迫孝宗。金人有了这些吃里扒外的帮凶，更加有恃无恐，他们扣留魏杞，进而要求南宋再割让商、秦二州，否则便举兵南侵。十月，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孝宗任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但汤思退拒绝赴任，江淮前线的宋军主力又已全部撤回，金军几乎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楚州、濠州、滁州相继陷落，金兵已临长江以北。南宋朝野上下舆论哗然，纷纷声讨主和派媚敌卖国的无耻行径。孝宗罢去汤思退，押赴永州管制。太学生张观等72人又上书孝宗，请斩汤思退等人以谢天下，汤思退在赴永州途中听说此事，忧惧而死。在金朝的军事压力下，孝宗不得不作出让步。隆兴二年十一月，南宋派王抃前往金营求和，提出新的和议条款，基本满足了金人的无理要求。此时在位的金朝皇帝世宗吸取完颜亮南侵的教训，主张“南北讲好，与民休息”，既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好处，军事手段就适可而止，同意和议条款。十二月，宋、金正式签订和约，史称“隆兴和议”。孝宗虽然迫于时势，与金人媾和，但内心恢复中原的强烈渴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鉴于张浚仓促北伐而导致失败，孝宗对用兵之事变得谨慎了许多，集中精力进行各种必要的战前准备，等待时机，再图恢复。孝宗首先大力整顿军政，提高军队战斗力。从乾道二年（1166）底到乾道六年，他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其积极作用。除亲自校阅军队外，孝宗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要集中演习，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予以破格提升，武艺出众的士卒也会获得重赏。中央禁军兵员冗滥，无法充当作战主力，孝宗对其进行拣选，裁汰老弱，补充强壮，使正规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提高。在以往的对金作战中，民兵是一支重要力量，但常常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如在淮东地区，原有一种叫万弩手的民兵组织，在抵御金兵南侵时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却在乾道元年被遣散。乾道五年，孝宗重新恢复了淮东万弩手，改名为神劲军，规定每年八虞允文墓志铭。月到次年二月集中训练，为两淮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孝宗要再次北伐，将帅人选的问题亟待解决，而此时可以依赖的主战派大臣却越来越少。张浚、吴璘等人相继去世，孝宗最终把领导北伐的重任寄托到了坚持抗金的虞允文身上。完颜亮南侵时，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曾大败金兵，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与孝宗的心意不谋而合。乾道三年，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并接替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再次北伐时出兵川陕打下了基础。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
对于孝宗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虞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心中顾虑重重。孝宗在隆兴和议签定前，对于和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最终在太上皇的逼迫和主和派的压力下，接受了屈辱的和约，对此，虞允文记忆犹新。一旦再次北伐，他担心孝宗又会像上次那样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而且，孝宗对东宫旧人曾觌等奸佞之辈十分宠幸，这也令虞允文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万一北伐不利，自己势必遭到朝野上下的围攻，甚至会有杀身之祸。乾道八年九月，他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临行之前，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虞允文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孝宗当即表示：“如果你出兵而朕犹豫，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兵而你不动，就是你有负于朕！”然而，孝宗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虞允文的顾虑。他到四川后，虽然积极备战，但却一再推迟出兵时间。乾道九年十月，孝宗手诏虞允文，催促他早日出师，虞允文以“军需未备”为由，要孝宗“待时而动”，实际上拒绝了孝宗的要求，从而使孝宗恢复中原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应该说，虞允文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当他在四川任上时，孝宗任命了坚决反战的梁克家为宰相，让这样的人物主持朝政，势必会对虞允文的行动有所牵制和阻碍。淳熙元年（1174）二月，虞允文因操劳过度，得病去世，这对孝宗的中兴大计和信心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南宋再也找不出像虞允文那样坚决主战又有才能的大臣，主战派不少干将已经亡故，尚还在世的大臣也日趋消极保守，更不要说主和派官员了。面对朝廷上下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自己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暮气日重。到了淳熙年间（1174～1189），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
宋孝宗-皇权得与失
孝宗在积极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更注重强化内部统治机能。高宗后期，秦桧独揽朝政，
党羽遍布朝廷，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孝宗曾亲身感受到秦桧的专横跋扈，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大臣擅权的局面，他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加强皇权。孝宗即位以后，“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大至军政国事，小至州县狱案，他都要亲自过问。无论是在积极进取的隆兴、乾道时期，还是在消沉保守的淳熙时期，孝宗一直保持着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这固然是为了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作为一个皇帝，自始至终能够孜孜不倦地处理政事，还是十分难得的。
宋孝宗-孝宗手迹
孝宗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革除南宋初期以来政治上的种种弊端。他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严格官吏的考核，甚至亲自任免地方中下级官吏。南宋建立以后，财政一直拮据，孝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常召负责财政的官吏进宫，详细询问各项支出和收入，认真核查具体账目，稍有出入，就一定要刨根问底。为了改变民贫国弱的局面，孝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不仅每年都亲自过问各地的收成情况，而且还十分关注新的农作物品种。 一次，范成大进呈一种叫“劫麦”的新品种，孝宗特命人先在御苑试种，发现其穗实饱满，才在江淮各地大面积推广。孝宗的勤政确实达到了集中皇权的目的，许多原本该由臣下处理的政务，现在都要他亲自裁定，臣子们只好俯首听命，少有自己的主见。然而，这种勤政对南宋政治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孝宗理政之细，已经到了烦琐的程度，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细枝末节上，反而忽视了治国的大政方针。一些大臣曾劝过孝宗要先抓住国家大政，虽然孝宗也认为他们言之有理，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又依然故我。在重大决策上，孝宗常常事先不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施行，稍有挫折，又马上收回成命，他在位期间，朝令夕改、犹豫反复的情况多次出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张浚北伐、隆兴和议中的表现，恢复中原的计划最终落空与孝宗的这种为政作风也不无关联，有人评价他“志大才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因为孝宗的集权，使以宰相为首的朝廷难有作为。孝宗在位28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17人，参知政事更是有34人之多，如此频繁地更换宰臣，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每位宰臣在任时间几乎都不长，可见孝宗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他为树立起君主的绝对权威，有时甚至听信片面之辞，不经过调查核实，就将宰臣免职。乾道二年，有人检举参知政事叶颙（ｙóｎｇ）受贿，而检举之人与叶颙素来就有矛盾，孝宗在真相尚未明了之前，就将叶颙免职，后来经有关官员查证，并没有发现叶颙受贿的确凿证据，孝宗才意识到错怪
。了叶颙，重新召其入朝。淳熙二年，朝廷选派使臣赴金求河南陵寝地，宰相叶衡推荐汤邦彦，汤邦彦胆小如鼠，他怀疑这是宰相要自己去送命，因此怀恨在心，向孝宗上书告密，说叶衡曾有诋毁孝宗的言论，孝宗大怒，当日就罢去了叶衡的相位，并将其贬往郴州。宰相是百官之首，孝宗却轻易罢免，反映出他对宰臣们缺乏真正的信任。在宰臣的具体人选上，孝宗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让他们互相牵制。宰臣们不能团结合作，虽有利于皇帝控制朝政，但这种局面却给孝宗的中兴大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隆兴元年十二月，孝宗以汤思退为左丞相，张浚为右丞相，让主和派重新执掌了大权，他们趁机大肆破坏张浚辛苦经营的江淮防线，最后迫使孝宗屈辱求和。乾道年间，孝宗再谋北伐。他先是任命叶颙为左丞相，魏杞为右丞相，前者素来主张恢复，后者却始终反战主和，一年之后，孝宗就觉得他们意见分歧，很难成事，罢去了他们的相位。但是，孝宗并没有改变用人方法，乾道八年，在他任用虞允文为左丞相的同时，又将反对用兵的梁克家升为右丞相，结果使虞允文心存顾虑，迟迟不肯从四川出兵。
宋孝宗-乾道元宝
除了内部的互相牵制，孝宗还利用宰臣之外的政治力量来制约宰臣，就是重用自己未当皇帝前的部属们。这些部属往往倚仗孝宗的宠幸祸乱朝政，被士大夫们指斥为“近习”。他们由于长期跟随孝宗，和他关系密切。相对于其他朝臣，孝宗对他们更为信任，遂重用他们以为耳目，这构成了孝宗朝政治的又一特点。孝宗的近习比较有名的有曾觌、龙大渊、张说等人。曾觌、龙大渊原是孝宗为建王时的低级僚属，因善于察颜观色，深得孝宗欢心。孝宗一登上皇位，立即破格提升二人，让他们参与军机大政。朝臣们纷纷上章反对，抨击二人不学无术、见识浅薄，仗着孝宗的恩宠，必将“摇唇鼓舌，变乱是非”。孝宗非但不听劝谏，还将反对的大臣降职免官。曾、龙二人从此更无所忌惮。乾道三年（1167），参知政事陈俊卿抓住曾、龙二人不法行为的证据，弹劾他们偷听、泄漏机密政事，孝宗一时激愤，将曾、龙驱逐出朝。实际上，孝宗心里对二人还是念念不忘的。乾道四年，龙大渊死于任上。接到龙大渊的死讯，孝宗又想召曾觌回朝，但朝臣们已经猜到了孝宗的心思，不等诏书下达，反对的奏章就纷至沓来。乾道六年，反对最力的陈俊卿罢相，孝宗立刻召回了曾觌，对其恩宠有加。曾觌一时间权势显赫，朝中文武官员多出其门。直到淳熙六年（1179），出守建康府的陈俊卿两次面见孝宗，一再指出近习结党营私的危害。孝宗对朋党一向严于防范，经陈俊卿的提醒，才开始对曾觌等人稍有疏远。张说本以父荫入仕，后因娶高宗吴皇后之妹，遂受重用。乾道七年，孝宗任其为签书枢密院事，进入执政之列。 朝议大哗，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耻于与张说共事，愤然辞职，中书舍人范成大拒绝草诏，孝宗只得暂时收回成命。一年之后，孝宗再次命张说参与枢密院事，尽管这次朝臣们依然激烈反对，但孝宗不为所动，将持有异议的李衡、王希吕、周必大、莫济等人一并免职，强行发布了对张说的任命诏书，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这件事了。张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孝宗的器重，除了他的外戚身份外，还与他在抗金恢复上的态度有关。当时孝宗正在筹备再次北伐，而朝中大臣要么明确反对，要么犹豫观望，张说对北伐积极赞同，是除虞允文外，少数几个支持出兵的大臣之一，因此，孝宗坚持起用张说，希望他能协助自己和虞允文，早日恢复中原。然而，张说既无才识，又无德行。他上任之后，便与曾觌等人互相勾结，倚恃恩宠，为所欲为，使孝宗大失所望。淳熙元年，孝宗罢免张说，将其贬谪抚州。综观孝宗一朝，对外力图中兴恢复，最后却徒劳无功；在内重新树立起了皇权的威严，但吏治腐败、民乱迭起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淳熙后期，孝宗已经深感力不从心，开始厌倦烦琐的政事，打算让位于太子，但碍于太上皇高宗还健在，一时无法施行。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病逝，孝宗决定服丧三年，以“守孝”为名退位。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正式传位于太子赵惇，是为光宗，自己退居重华宫，做起了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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