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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宰相制度 第一章 宰辅制度的沿革与宋代宰辅制度(1) 宋朝宰相制度 宋代官制
宋朝宰相制度
第一章 宰辅制度的沿革与宋代宰辅制度(2)
第二节两宋宰相制度的演变
两宋时期，宰相制度从名义到部分实质内容，都是承袭了隋唐的三省制度，只不过此时的三省制度正处在演化衰变的阶段，职官和机构设置乃至宰辅的称谓都不断更变，其总体趋势是三省走向合一，三省制蜕变为一省制。
1、唐五代宰相制度的演变
唐代三省制健全之后，又开始向后期形态演变。这种演变，简单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三省制向二省制、一省制过渡。其演变的动机是便于皇帝对相权的控制和提高权力运作效率。演变的结果是形成“皇帝专权——群相分权——政事堂集权”之中央集权新体制。这种演变，大约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直接影响了宋代宰辅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三省首长仅存虚名，或作为一种清闲高贵的荣誉虚衔，而渐渐与宰相无关。皇帝往往用其他品位、职务较低的官员临时差遣为宰相，遂成制度。
唐代以三省首长“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主要有“平章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唐太宗贞观八年（634），仆射李靖因病辞去宰相职务，太宗不同意，要求他“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此处的“平章事”乃商量处理国家大事之意，“平章事”之名始于此。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始以某官（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者为宰相，一直沿袭至宋。唐长兴四年（933）为避讳（慕容延钊父名章），曾改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因为尚书仆射是职事官从二品。贞观十七年（643），萧瑀、李勣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侍中、中书令是正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名始于此。高宗以后，宰相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品位高者亦如此。简称“同三品”。
名实不相符，必然缓慢地导致内容的改变。多以他官临时差遣，意味着三省首长和职能的淡化和虚化。唐代中叶以后，三省制逐渐向二省制、一省制演化，首先从真正任宰相者的称呼上反映出来。
第二，三省合并议事、办公，三省职能逐渐趋向混同合一。
三省分权，带来部门之间的权利之争，势必造成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病。为了三省之间协调行动，使中央权力行之有效，三省首长定期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议事。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在禁中，尚书在宫外，尚书省的权力首先被削弱，这也与前代三省演变的轨迹相合。高宗弘道元年（683），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迁政事堂于中书省，自此，中书权势凌驾门下之上，成为事实上的首相。三省议事和首相的作用，使得三省渐渐趋同。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设置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三省向着名存实亡的方向发展，决策机构渐趋混一。
2、宋代宰辅制度的沿革。
宋代宰辅制度，沿袭唐五代而加以完善发展，正处在三省制变化衰落的阶段。它虽然围绕三省制设立官制，但往往有名无实，而且宰相的机构和名称也多次改变。又增加了枢密院设置，分掌军政，号称二府。
宋代官制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宋史》卷161《职官志》）将唐朝以来的临时差遣演变为固定制度
上文强调“宰辅”，是因为宋代增加了副宰相之职参知政事和一个枢密院机构。宋代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并称二府，二府的正副首长都是宋人所说的宰辅，宋人所编的一切宰辅年表，二府长官的姓名都要列入。除宰相外，其余通称“执政”。也就是说，二府长官共同组成宰辅领导班子。在这个班子中，有时强调集体的领导作用，有时突出个人的领导作用，因人、因时而异。
①宰相制度沿革。
宋代宰相制度的沿革，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以下分别阐述。
第一，北宋前期制度。
北宋前期沿袭唐五代制度，“中书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为正宰相。”（《宋会要·职官》1之68）揆之史实，北宋前期无以中书令为宰相者，中书令与尚书令一样，都是荣誉虚衔。偶有以侍中为宰相者，其他皆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2《三省》曰：“国初三省长官第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山堂考索续集》卷30《官制门》曰：“宋初三省长官皆为空门，不与朝政，其命官必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惟其真拜侍中则不带平章，然前后所除亦不过五人。”《宋会要·职官》1之16详细叙述说：
中书令国朝罕除，侍中虽常除亦罕预政事，同平章事是为宰相之职，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无常员，有二人则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师为之。其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亦有不带昭文馆大学士而为监修国史者；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两学士并监修国史并除焉。
《春明退朝录》卷上载：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洪（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领焉；集贤，次相领焉。三馆职，惟修史有职事，而颇以昭文为重，自次相迁首相乃得之。
即宋代一般设二位宰相，有时设一相或三相。设三相时，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称昭文相；次相监修国史，称史馆相；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称集贤相。如果只有二相，往往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它情况较少见。
宰相兼馆职，也始于唐朝。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始设修文馆；武德九年（626），改称弘文馆。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为避唐中宗兄李弘之讳，改称昭文馆。此后，或改称修文馆、或为昭文馆，到唐玄宗开元七年（719）改称弘文馆后不变。唐中宗景龙二年（708），中书令李峤领修文馆大学士，开宰相领弘文馆大学士之端。北宋为避太祖父亲赵弘殷之讳，改弘文馆大学士为昭文馆大学士。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设史馆，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监修国史，开宰相监修国史之端。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始设集贤殿书院，简称集贤院，以中书令张说领集贤院学士，开宰相领集贤院大学士之端。唐代后期到五代形成宰相的三个兼衔，依次为：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院大学士，首相领弘文馆大学士，次相监修国史、再次领集贤院大学士。
监修国史的含义很清楚，昭文馆和集贤殿都是皇家图书馆。所以“三馆职，惟修史有职事”，“宰相监修，但提大纲。”（《合璧后集》卷42《史馆》）三馆主要用于储备人才，且为皇帝备顾问。
第二，神宗改制。
唐中叶以后至北宋的宰相制度之沿革，使三省制的内容起了很大的变化。北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已非真正意义上的三省制。宋人对此屡有意见，多次提出恢复古制的主张。一种意见是要求恢复到三省制以前的原貌，嘉祐三年（1058）十二月知制诰刘敞等上条奏说：
唐制虽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长官为宰相，然尚书、中书之名，本非宰相之实。即欲改正官制，仍须别立政事府，如丞相之类。（《长编》卷188）
对官称的名实不相符合，宋人也提出意见，嘉祐三年（1058）十二月，翰林学士韩绛言：“中书门下，宰相所职，而以他官判省，名不相称，请更定其制。”（《长编》卷188）神宗改制，就是出现在这种背景之下。
元丰三年（1080）六月，“诏中书置局详定官制，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都丞旨张诚一领之”（《长编》卷305）。元丰五年（1082）四月，颁布新官制，“诏中书五月朔行官制”（《长编》卷325）。官制变革，据说其中许多直接是神宗的构思，史臣称神宗“将定官制，独居閤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长编》卷353）
官制改革，其意图是恢复完善的三省制度。三省分权制衡，且使官职名实相符，既可以减少重叠的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又可以平衡宰相之间的权力，避免独相专权局面的出现。所以，神宗以三省首长为宰相，去掉差遣名称，而以本官治本省或本部门之事。三省首长尚书令、中书令、侍中，依然官高不除。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门下省首长；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中书省首长，“门下、中书省执政官兼领尚书省者，先赴本省视事，退赴尚书省”（《长编》卷323）。又《长编》卷327载元丰五年（1082）六月诏：
“自今事不以大小，并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复奏，尚书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带‘三省’字行出。”是日，辅臣有言：“中书独取旨，事体太重。”上曰：“三省体均，中书省揆而议之，门下省审而复之，尚书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当，自可论奏，不当缘此以乱体统也。”先是，官制虽仿旧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釐中书门下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纷然无统纪。至是，上一言遂定体统也。
尚书省左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二省长官，意味着尚书省并不独立行使职权，尚书省依然有虚化的倾向，只是其下属的各个机构已投入运作。中书省仍然权重一时，门下省有时也形同虚设（详说见后）。
改制完毕，机构尚在磨合阶段，神宗已有悔意。神宗认为改制后公事“日告留滞，比之旧中书稽延数倍”，“意颇悔改官制”，宰相蔡确等“虑上意随欲罢之，乃力陈新官制置禄，比旧月省俸钱二万余贯”，官制变革因此才得以推行下去（《长编》卷326）。
第三，建炎改制。
神宗改制后，宰相称谓还有数次改变，然制度内容不变，宰相制度的改变则只有一次。
其一是政和二年（1112）九月，废尚书令，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皆虚其位；并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仍兼中书、门下两省侍郎。宋徽宗是宋代自我感觉最良好的一位皇帝，勇于改作，然所做的都是表面文章，而没有实际意义。其二，靖康元年（1126），因金人入侵，徽宗匆匆传位其子。朝中大臣开始清算宣政年间奸佞的所作所为，十一月，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三省长官名称皆依元丰官制。其三，宋高宗南渡后，试图恢复北宋前期的太平景象，在宰相制度和称谓上也做恢复原状的变革。建炎三年（1129）四月，尚书左、右仆射皆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时合并中书与门下二省，基本上恢复到神宗改制前的状态①。其四，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朝廷认为诸种称谓皆不符合古制，尚书左、右仆射复改称左、右丞相，废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虚称，遂为定制。
将宋代宰相制度的变化列成简表，附录于此：
时间宰相机构宰相副宰相建隆元年（960）至元丰五年（1082）四月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相、史馆相、集贤相）乾得二年（964）四月设参知政事元丰五年（1082）四月至政和二年（1112）九月三省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政和二年（1112）九月至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同上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同上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至建炎三年（1129）四月同上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上建炎三年（1129）四月至乾道八年（1172）二月三省（中书与门下已合并）左仆射、右仆射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二月至宋亡同上左丞相、右丞相同上
②平章军国事。
哲宗元祐元年（1086）五月，朝廷增设平章军国重事、同平章军国重事，用来安排德高望重的老臣，以三朝老臣文彦博首任，位居宰相之上。诏：“可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如遇军国机要事，即不限时日，并令入预参决。……俸赐依宰臣例。”（《长编》卷377）元祐三年（1088）四月，再以吕公著为同平章军国重事，“仍一月三赴经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议事。”（《长编》卷409）事实上，文彦博并不过多参与朝廷政事参议和决策，只是偶尔提供咨询意见等，年龄和精力已经不允许他参政，他自己也懂得谦让。吕公著虽然更多地参预了朝政，但是大量的日常政务，他也是置身事外。元祐时设立此职，更多的是“优待元勋重德之意”。
南宋以后，权臣往往借用“平章军国事”的名目操纵权柄，成为真正凌驾宰相之上的又一级行政领导。开禧元年（1205）七月，韩侂胄拜平章军国事，“一日一朝，尚书省印亦纳于其第，宰相仅比参知政事，不复知印矣。”（《朝野杂记》乙集卷13）咸淳三年（1267）正月，贾似道拜平章军国重事，虽号“三日一朝”，其实在私邸决国事，独揽大权。这时的平章军国事，相当于真正意义上的宰相。
北宋“政和初，蔡京自杭州还朝，何执中已任左仆射，难以去之。遂改令仆之名，冠以公相之号，总领三省，废尚书令，自治令厅。”（《宋会要·职官》1之43）“特许三日一造朝”，“三日一知印当笔，不赴朝日，许府第书押”
（《宋会要·职官》1之32）。这里“公相”的意义和作用都相当于南宋权臣所拜的平章军国事，所以，《宋会要》将二者放在一起讨论，称其“侵紊”宰相职事，即事实上的宰相。
③执政。
宋代将副宰相和枢密院正副长官一概通称为执政，与宰相一起组成宰辅班子。曾巩《隆平集》说：“以参知政事、枢密使、副知院、同知院、签书院事，并为执政官。”《宋史·职官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关于副宰相和枢密院长官，以及他们与宰相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后还有详细讨论，此处只是简单地提一提各自的称谓。副宰相，有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等。枢密院正副长官，有枢密使、枢密副使；知（领、判）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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