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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伟大的政治家管仲（7）
齐桓公认为管仲讲得有一定道理，就决定不用此三人。可是，用谁呢？无奈之下，管仲推荐了隰朋，理由是：他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
为什么说管仲推荐隰朋为相是无奈之举呢？我们只要看一看隰朋何许人也，就全明白了。隰朋是齐国外交大臣，有“桓管五杰”之一的美誉，曾经与鲍叔牙共同担任过姜小白的师傅。我们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隰朋虽有卓越的外交才干，可未必具备主持政府全面工作的“相才”；其二，隰朋的年纪，不敢说比管仲大，至少也不会小多少。如此年老之人，怎么能叫接班人呢？过渡人物而已。那么，过渡之后怎么办呢？管仲没有提出任何办法。管仲当政四十一年，竟然没有为自己培养接班人，这算管仲最大的失误。
不久，管仲病逝，隰朋继位。仅仅过了八个月，隰朋也就追随管仲去了。这一回，齐桓公无人可问，就重用了身边三位亲信人物，即前面说的易牙、开方、竖刁。两年后，齐桓公病重，易牙们为了拥立公子无亏，竟然堵塞宫门，并在王宫外筑起高墙，不许任何人进出，以便假传君命，最后迫使太子昭出逃到宋国。据说，有个宫女乘人不备，从下水道潜入宫中，见到已经饿得发昏的齐桓公。当她把易牙们作乱的情况告诉齐桓公后，桓公仰天长叹，懊悔地说：“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啊！”说罢，以袖掩面，活活饿死。
齐桓公死了两个多月，直到尸体腐烂生蛆，蛆虫爬出门窗外，才被人发现。由此，齐国五公子发生夺位内战，直到第二年三月份，宋襄公纠集一些诸侯国，组成“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齐国，齐人才杀死公子无亏，平定内乱，立太子昭为君，即齐孝公。经过这场内乱，齐国元气大伤，霸业也迅速衰落，不久，霸主地位被新崛起的晋国所取代。
齐国的衰落，似乎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规律：人息政亡。可是，只要我们稍加反思，就会明白，“人在政兴、人息政亡”只是人治的规律，而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传统历史一直是人治的历史，所以，一遇明君贤相，就“政兴”；明君贤相一死，就政衰；遇上“昏君奸相”，就“政亡”！
但，人总是要死的，更何况，人的一生还会变化，有的明君，也不是一辈子都明，他老年往往会昏聩的；贤相也是如此。
所以，人治，是最靠不住的！
《管子?小称》上说：“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由此可见，那时的政治家已经非常明白人治的关键因素在人，那么，如何能使“善人在”呢？管子为什么不为此而设计一种制度呢？
为此，我们如果要历史地评价管仲，则管仲最大的错误、“桓管政治”最大的缺憾，是没有培养、选任好首相；更进一步探究，我们还可以遗憾地宣称，他们没有建立一套关于相位、相权乃至君位、君权方面的政治制度，比如，立宪制、首相选举制。
有这样的可能吗？我们认为，当时的条件是有可能的。从理论上讲，桓、管都推崇法治，他们可以为相权、君权立法，也可以制定出首相选举制度；从实践上看，齐桓公对管仲言听计从，管仲的权力已经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内阁首相了。废君主绝对不可能，君主立宪制则完全有可能。
管仲这个漏洞，在后来国家主义盛行之后，竟然变得越来越大。后来的法家人物，如商鞅、吴起、李悝、申不害，不仅都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突破，相反，倒是更加把权力向君主集中，使国家与君主完全等同起来。国家变成君主的工具，法律自然也完全变成君主的工具。
这就是法家与管仲的区别：管仲是真正的国家主义者，法家则是君主主义者——不管是商鞅的实践，还是韩非子的理论，都是如此。
悲哉，管子！
悲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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