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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今注逐个捉(1)

  《论语》于汉初发现,传世已有两千多年,历朝历代的注疏汗牛充栋。但其中有较大影响的,当属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些注解分别引领了同时代人学习《论语》的新高潮,其中尤以被官方纳入法定教材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甚。五四运动以后,人们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标志着西学东渐的开始。从此《论语》等儒家经典被当作封建意识形态来看待,人们对《论语》的解读也进入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年代,才逐渐有了《论语》新的白话文解读。传统文化复兴的灯火,又重新照亮起来。下面我想就将影响较大的几本《论语》新解作一个评述。

  杨伯峻《论语译注》:一板一眼见功深

  《论语译注》成书于1958年。

  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叔父杨树达先生,更是一位重要的经学家、甲金文学家。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

  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首先,他的“增字解经”法受人非议极大。

  所谓“增字解经”,就是使用原文中并不曾出现的内容,来补充说明经文的含义。例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杨译: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

  译句括号中的[懂礼仪]、 [掌握了各种知识],便是《论语》原文所没有的,也并非是经文中隐含的意思,而是杨先生为了对经文有所解释,使读者容易读懂白话翻译,而硬加于其中的,它未必符合经义。这种增字解经的做法,很可能会误导读者偏离经文真正的含义而不自知。

  再如:《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杨译:君子[对于事业],以合宜为原则,依礼节实行它……

  译句括号里的内容,便将经义拘定为“对于事业”而言了,实则未必。

  当然,杨伯峻这样做的原因,也有其不得已之处。因为《论语译注》全书旨在译、注,并不作经义的发挥阐述,使无个人意见搀杂其中。但这又很难完全做到。所以杨先生在译句不顺畅或读者难理解之处,不得已要增字。此增字可视为作者的加注,而不可视为原文所隐含之义,否则就难免谬误远矣。

  其次,在一些语句的解说上,常有前后矛盾之处。

  如《论语·学而第一》中的“学而时习之”,杨译为“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但后文曾子一日三省之“传不习乎”,杨又译为“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呢”,两个“习”,他在注释中明言:这“习”字和“学而时习之”的“习”一样。可翻译时一作“实习”,一作“复习”,并不一样。类似的问题还同样出现在“仁”、“立”、“礼”等字上,使读者常感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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