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会场上跟英国斗的时候，会场外出了一个纰漏。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香港记者找到我们的一位领导人，说香港老百姓怕中央政府驻军，中央政府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人不熟悉香港问题，不经意地回答了一句：也可以不驻军吧！结果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领导讲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见之前，允许记者进来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见前，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同志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发一条消息，辟个谣。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 
　　第二天我一上班，伊文思就来电话，说奉英国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伊文思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他当时说话很紧张，有点像唐朝韩愈讲的那样“口将言而嗫嚅”。他说：“听说昨天邓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编者注）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批评了有关人士，说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件事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震动，我们很关注。香港人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伊文思灰溜溜走了，真实地把我们说的话传回去，从此没有再提驻军问题。 

　　驻军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小平同志的讲话对解决驻军问题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小平同志还曾讲：“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无中生有“跛脚鸭”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保持稳定，以便顺利实现1997年的平稳过渡。小平同志担心英国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认为需要成立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有问题就可以在那商量，双方达不成协议的问题，可以反映到中英两国外交部或两国政府再来解决。 

　我们根据小平同志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英方无论如何不同意，他们说，你们搞个“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那不就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我们对英方反复解释，不是什么“共管”，委员会只不过是为了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处理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务。好说歹说英方就是不同意。他们特别怕的是，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以后变成第二权力中心，港督就成了“跛脚鸭”，走不动路了。香港老百姓有什么官司、有什么问题就不找港府，而找联合委员会去告状了。 

　　这个问题一直僵持到1984年7月，柯利达这时候也有点着急了，因为到9月就满两年了。怎么办呢？他建议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访问。 

　　当时小平同志说，中英联合机构进驻是必需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可以松动。大家可以互谅互让，但必须进驻，晚两年进驻也无所谓。你们争取按此方案谈出个结果来。 

　　小平同志还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原定1993年公布，太晚了，应该早一点，改成1990年。然后他又讲过渡时期要注意五个“不要”：一、不要动摇港币的地位。二、不要滥用卖地的收入。根据小平同志的这条指示，我们后来在谈判中提出两点：一是考虑到香港经济发展的需要，给港英政府一定的权力批租超出1997年租期的土地，但是每年不许超过50英亩，如果超过必须双方达成协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