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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论语》的几个注本 论语版本大全
比较理想的《论语》注本
如果生活在汉朝，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论语》是通俗的，但因为是给孩子们读的，也要简单地注一下字词，因此，远在汉代就有人为《论语》作注了。由于语言、文字、社会背景的不断变迁，历代都有为《论语》作注的。两千年后的今天，连古代注本也读不懂了，于是一些新注出现了。如果有人问我，你需要什么样的注本呢？我希望能够还原《论语》及其中主人公孔子本来面貌的读本。也许完全恢复不可能，那么就尽量接近原貌。最近读了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有先获我心之感。
该书虽然用了一个颇有些耸人听闻的书名，但是在书封面的眉端作者又注上“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就明确地表明这本读《论语》的书要还原该书与孔子的本来面貌，“孔子不是圣，只是人”。
我们曾有两千多年对孔子的顶礼膜拜、不许稍有非议，也经过多年对孔子的丑化乃至谩骂，现在我们应该有个平和的心态读《论语》，讨论孔子。不仅要“去妖魔化”，同时也应“去神圣化”。李零的书有些超然，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经过“文革”，对于“热闹”抱有警惕。作者运用了近年来考古学和简帛学的研究成果，这样不仅能够有理有据地批评现今的无知妄说之徒，对于自清末以来“疑古”学风也有所矫正。这是“释古”的又一成绩。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古往今来注解《论语》极多，到底它有多少注本？大概很难统计。就孙殿起《贩书偶记》记载其所过目的《论语》（包括《四书》）注本就有二百三十多种之多；1916年日本学者林泰辅刊行的《〈论语〉年谱》中著录了《论语》注本三千余种。这些也大多还是民国以前的著作。入民国之后，西学东渐，不管对儒学肯定还是否定，更刺激了对儒学的研究则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新学还是旧学，都有重新研究《论语》之举，又出现了不少新注本。
历来的《论语》注本可分两大类，一是阐释经义，辅导阅读。一是借注释《论语》以发挥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常说的“六经注我”，或“六经责我开生面”。皇权专制社会对思想控制很严，稍有离经叛道，就会招来灾祸，因此注经成为表达思想的重要途径。
两本清末民初学者的《论语》注本
康有为的《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
清末的康有为在学术上是个怪人，他持今文学派的主张，把孔子打扮成通天教主，凡是妨碍他立说的一概斥为是汉代古文学派的“作伪”。他的《论语注》也很有特色。他认为《论语》是曾子弟子所辑。曾氏之学“专主守约”，学识狭隘，不足以理解孔子之大道。曾氏弟子所辑的《论语》只能是“曾学”的表现。但康氏还是认为《论语》所记的孔子的话还是“实有微言”，因此他借阐释“微言”便把自己对儒学的理解和关于大同的观念注入到注解中去，以发“大同神明之道”。实际上“大同”只是孔子等儒者理想社会的标的，并非是力求实现的目标，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小康。康氏在注文强调《论语》中有力主大同的话语。如在讲“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中说“端拱而致太平”，这个“太平”只能是“人人共之，以成大同”的社会。这离原文之意太远。
对于那些有明显负面意义的语句，康氏不是作歪曲的解释，就认为是汉代刘歆所伪造。因为刘歆主古文学说，是康有为竭力打击的靶子。如注卷八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来被视为“道”不必使民知，对于老百姓只要支使他们去干就是了。康在注文中说：“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他认为“民可”二句，或是古文《论语》所窜入，“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
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杨树达是民国时期重要的语言文字学家，《论语译注》作者杨伯峻的叔叔。此注称“疏证”用陈寅恪先生话说就是“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陈《序》）。李零认为“此书虽有心得，而胜义不多”，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注本。作者在疏解每条文句时，都能把两汉以前相关的文字搜罗殆尽，读者可以据此互相比对，探索原文产生的思想环境。还以上面“民可使由之”两句为例。“疏证”罗列了八条。如引《易传·系辞》和《孟子》说明百姓“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引《吕氏春秋》中的两个故事说明老百姓可与“乐成”（享受建设成果），难以“虑始”（开始时不愿投入）。引《说苑》言“愚夫愚妇”，弄不懂“圣人”本意，不可能说服，只要管理（牧）好他们就成了。最后引《淮南子》意在说明只有“神道设教”，愚弄百姓，才能使其有所规范。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当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认识到长远的利益，老百姓不可能理解，只能驱使，不必讲理。这样一罗列“民可”两句的真实含义即使不解释也清楚了。从这些条款中读者还可以感受到孔子当时为什么那样说、那样想。这有助于还原孔子的本来面目。
陈先生《序》中说的“间下己意”是指杨先生常在罗列古人意见后往往以“树达案”的形式，缀以三言两语，颇能判定是非，“解释疑滞”。如《公西华侍坐》章，“各言尔志”之后，孔子表示赞成曾点的意见。“树达案”：“孔子所以与点者，以点之所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这比用“孔颜乐处”去解释更合理一些。
两个台湾学者的新注本
林觥顺的《论语我读》（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这是《耄耋学人读经心得》中的一本，此外在内地出版的还有《孝经我读》《礼记我读》之类。从这个副标题可知，老人已经八十有余了。书扉页上介绍作者说“祖籍湖南，现居台湾，幼承家学，数十年研习经史，并力行之”。在扉页上端还题有“读书的最高层次是读经”。可见作者是位崇孔尊经的老人。书中除正文以外，还分“注解”“释义”“心得”三部分。注文有时有新见，但有些“新见”出于老人对孔子及《论语》尊崇，不免穿凿。例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不作”就是不创新，古来很少异义。可是林先生将“不”解作“丕”，丕是“大”的意思，这样，“述而不作”的含义原来理解完全相反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夺”传统的多理解为“夺取”，而林注解释为“失落”。汉代孔子后代孔安国解释“三军”句说“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林先生批评这种解释说：“这是不忠不孝的子孙，昌言教人造反。违背他祖先孔夫子教孝教忠守礼尚义的教条。”如照林先生的解释这两句就没有了力度。再如“民可”两句，林先生重新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解作“肯”，“是心所愿”的意思。“由”解作“随众”，“不”解作“丕”。于是这两句话就成了这个样子：“庶民有肯向学者，可使由浅入深，由简而繁，谆谆善诱，终必丕可使知之于诗书礼乐的涵义精微。”在《论语我读》中孔子基本上没有负面的东西了。
程石泉的《论语读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生于1907年,安徽人。192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及伦敦大学读研。1960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程氏一生研究中西哲学、对于《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造诣尤深。这本书据说是耗费十年心血才完成。此书注重考证《论语》版本章句字形字义字音的异同，尽量订正《论语》传抄过程中发生的错字和错简。作者有深湛金石学知识，在校订文字、疏通词句时多用石经残字和金文。可惜程氏未能运用1973年发现的西汉中山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本的《论语》，这比程氏所用的石经残字和敦煌抄本都早。作者从文字、章句、训诂、事典、意义等方面对《论语》作全面解读。作者认为有错的字直接打叉，后面注上他认为正确的字。有的改的比较好如《里仁》中的“义之与比”的“比”改为“从”。这两个字在金文中没有区别。改为“从”则文从字顺了。程氏毕竟有西洋哲学背景，长于分析。“民可”二句，他说“后儒”“每借此以诋毁孔子哲学中无‘民主’思想”，这是“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实则人权平等为一事，而人之智愚为另一事”。从平等角度说，人人都有学习礼义的权利；就人的智愚而言，也有“生而冥顽不灵者”。因此，他认为“民可”二句“非愚民政策也。乃使庶人生活于仁义道德之环境中”。
两个有特色的注本
姚式川的《论语体认》（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生于1922年。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极左”时期饱经苦难，而幼时的家乡（浙江东阳上湖）“乡风崇尚孝道、讲信守义，人人尊师好学”的风气对他影响很深。在这种风气熏陶下自幼喜欢《论语》，“囫囵背熟，不求甚解”，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方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精意，因此作者用八年之功著此书。此书最大的特色是打破《论语》原来的编排，按照不同的义理分为十章，每章之下又分若干节。十章题目为：为人，为
政，施教，时评人评，思想核心：仁，行为准则礼，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君子、圣人、贤者、成人、善人、有恒者、士，天命观，对孔子的评论等。
本书有利于完整的认识孔子思想和全面掌握《论语》的思想内容。作者注释大多比较平实、顺畅。在其解释“民可”二句也体现出来。他认为一生从事教育的孔子不可能是主张愚民的。“即使在今天这样科学昌明、民主风行的社会，恐怕也难于做到事事都要‘使知之’”。所以姚氏认为这两句只是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描述，而非孔子的政治主张。
赵纪彬的《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赵生于1905年，河南内黄人。《论语新探》不是一个注本，它只是研究《论语》中的历史背景和其中所体现的儒学观念的著作，本来很冷，初版于1948年，后不断增修，批林批孔运动中空前走红，对北大哲学系70级工农兵学员编著的《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年版）影响颇大。此书对于《论语》和孔子持完全否定态度。作者认为先秦的“人”和“民”是两个对立的群体。“人”指奴隶主阶级、统治阶级；“民”指被统治阶级、奴隶阶级。因此儒家的核心观念“仁”，只是“爱统治阶级，爱奴隶主”；对历来有一致意见的“有教无类”的“有”字解释成“地域”，“类”是族类。有教无类意为：对于“民”实行军事教练，应该按地域划分，而不分族类，其目的在于打击新兴地主阶级（强宗大族）。书中对于孔子倡导一切都采取批判态度“恶紫之夺朱也”就是“凡不合奴隶制的颜色自己的眼睛莫去看它”。孔子讨厌“佞人”，反对能言善辩，严重阻碍了逻辑学的发展。这些在现代被人们视为天方夜谭的论述（《论语批注》更凸现其中荒诞滑稽的一面）也曾红火过，远远超越现今对孔子和《论语》的追捧。
其他注本
由于《论语》文本的重要性，学者可以从各种角度研究它。例如有从文学角度研究它的《论语赏析》（董连详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此书完全把《论语》作为文学作品，鉴赏其语言文字及人物情景的描写，并评价了《论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如许世瑛《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台湾开明书店1973年版）则是对《论语》的全部句子作深入的语法分析，每句的句式，其中字词的作用，每个字词的词性等都作了解读。从其细致分析中可见作者的科学态度。本书是作者双目失明后的作品，完成不久即去世。许先生是鲁迅好友许寿裳的儿子，小时候鲁迅曾为他推荐过应读书籍，写了《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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