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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论语》治天下”

北宋初年的宰相赵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绝不是一个学问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会有“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震聋发聩的名言传世。 

赵普原本是淮南滁州的一名乡村教师。公元956年,为了争夺淮南江北地区,后周大将赵匡胤率领大军与南唐守军在滁州打了一场恶仗。由于得到了赵普的帮助,赵匡胤大获全胜,为他日后的帝业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从此以后,赵普便被视作心腹,如影随形地追随赵匡胤建功立业。宋朝建立后,赵普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又辅助宋太祖统一了南中国。到了宋乾德二年(964年)赵普被任命为宰相,晋封为韩王。 

赵普一生先后三次做宰相,这在宋代并不多见。按理说,赵普身居宰相高位,又是颇受倚重的开国元勋,只须照章办事即可功德圆满、善始善终,可是,赵普的仕途却一波三折,并不顺利。概言之,赵普的后半生是:因专横跋扈而受制约、因贪图钱财而受猜忌、因不学无术而受轻蔑、因结党徇私而遭罢黜。就其秉性来说,来自大臣的不满,来自皇帝的约束、猜忌,甚至是罢黜,都不是不能忍受,使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君臣上下对他的轻视。而“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在他第二次为相时的一句牢骚不平之语。 

宋初君臣认为,鉴于五代时期“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群犬交吠”般纷乱政局的根源在于藩镇拥有重兵,不受中央节制。而要避免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就必须“兴文教,抑武事”。为了培养更多的文士,中央政府“崇建太学,教养多士”,还迅速恢复和完善了科举考试制度,加紧选拔文人充实各级官僚队伍。宋太宗更是明确提出,要“与士大夫治天下”。君臣上下,注重文教蔚然成风。 

相形之下,赵普的学力已明显地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宋史》卷256本传记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太祖曾多次向赵普问及前朝制度,他都无以对答。最使赵普难堪的一件事发生在宋太祖乾德初年,事情的经过是:“乾德建元,太祖谓古所未有,韩王(赵普)称誉,卢(多逊)曰:‘王衍在蜀,曾有此号。’太祖大惊,以笔涂韩王面曰:‘尔怎得及他!’韩王经宿不敢洗”。这段话出自赵绍祖《读书偶记》,《宋史》卷三《太祖本纪》也记载此事,却多有不同,言太祖还说了一句话:作相须读书人。分明是说,你赵普并不是一个读书人,而不是读书人就不能做宰相。如此看来,赵普后来在仕途上的失意就成了必然。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赵普罢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这是他自当年滁州之战结识赵匡胤以来,第一次远离政治中心。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赵普第二次出任宰相。赵普由野入朝,几年间朝中任用了更多的文人,已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赵普昔日不学无术的劣势也就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君臣们也越发认为赵普的学养不够了。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记载:“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就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的“原生态”。从赵普的回答中不难看出其强烈的情绪化色彩,这完全是一种牢骚不平之语:言外之意是说,我读书范围是不出《论语》一书,可我当年能够靠它帮太祖平定天下,现在仍然能够靠它辅佐陛下您把天下治理好。现今满腹经纶的文臣儒士遍布朝野,哪个又能有我的功劳大、能力强呢?——恐怕这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那么,赵普的一句牢骚话何以会如此引人共鸣、传之久远?依笔者浅见,一为《论语》一书影响之广,一为“治天下”之意识深得士子之心。《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自战国初年成书以后,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诗》、《书》、《礼》、《易》、《春秋》为儒学“五经”;到了东汉因倡导孝道,在“五经”之外又加上《孝经》和《论语》,变成了“七经”,这是《论语》第一次跻身于“经”;到唐代变化较大,除了《诗》、《书》、《易》不作变动,将《礼》分作《周礼》、《仪礼》和《礼记》,另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称作“九经”,《论语》未被列入;到唐文宗太和年间,在“九经”的基础上增加了《论语》、《孝经》和《尔雅》,称“十二经”;到了北宋年间,又加《孟子》称“十三经”,《论语》得以保留。——从汉代到宋代,《论语》几次作为儒家典籍跻身“经书”之列。但是,即使同样是“经书”,也要依照篇幅长短划分等级,《论语》因其篇幅过短,只被看作是“小经”,所谓“小经”就是“大经”的辅助读物,而更多的时候,《论语》是被当作“经”之下的“传”或“记”来看待的。所以,《论语》一书长期作为妇女儿童启蒙课本使用,唐代墓志记载不少妇女居家“常读《论语》”,杜甫在其《最能行》一诗中写道:“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诗中讲的就是这种情况。直到五代后期,赵普在滁州乡下对村童教书,授课范围想必不出《论语》,自己只知道《论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论语》地位的真正提高,是在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连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详作“集注”,影响深远,《论语》历史性地提升到“大经”的地位。到元明清三代,“四书”完全取代了“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论语》也成了士子必学之书,所以赵普这句话备受学子关注。 

其次,儒家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要学以致用;要为帝王师,主张“格君心之非”。南宋时期的事功学派坚守了这一点,赞赏“勃然有以拯民于涂炭之心”,主张以天下为己任。后世对这种天下意识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优点。所以,赵普的“治天下说”能够引起士人的强烈共鸣。 

综观赵普个人的“功名事业”,可谓隆隆其始而未能克终,而他“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牢骚不平之语,反倒成了“千古名言”!其中奥妙,耐人玩味。(栾贵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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