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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五连环
章人英
《论语》是翔实地记载孔子一生言行的语录，也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唯一可靠的资料，我们通过《论语》的学习，可对孔子有正确的认识，但必须做到“以经释经”，就是用《论语》中的话来解释《论语》，才可避免误入歧途。历代以来所注释的《论语》太多，自汉代董仲舒到宋代朱熹，把孔子的形象塑造得几乎面目全非，例如朱熹的《论语集注》中，借用孔子的经文，宣扬自己的理学思想，处处用“理”字来解释，实则在《论语》中没有一个“理”字，此后以误传误，把所谓“吃人的礼教”，嫁祸于孔子的身上，岂不冤枉。又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之说，语出韩非(10)，并非孔子所倡，有人又把它作为孔子一大罪状。不可否认，孔子是有忠君思想的，在《论语》中提到“忠”字共有17处，但他并不主张臣子对君主要盲从愚忠，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0)，反言之，如君不使臣以礼，则臣也不必事君以忠。又如“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11)，意思是对国君不应欺骗，但也要敢于犯颜直谏，可见孔子对君主没有绝对服从之意。在春秋时代君臣关系是双向而相对的，“忠”字具有“忠于社稷、忠于人民的职责”之意，“忠”的涵义，要到秦朝大一统专制帝国成立，才变成绝对化了。
前人记述宋代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未免言过其实。但《论语》中的一套正己立人、治国安民之道，还是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只是过去为统治阶级所“御用”，作为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论语》的那套行为准则，到现在仍植根于人民的心目中，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这种千百年来指导人们行为规范的独特的模式，至今仍有其时代的生命活力。
四问：用社会学的观点来解释《论语》，你是怎样设想的?是否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答：用社会学的观点来解释《论语》，这是一项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创新的系统工程，也是当今人文科学工作者面向现代化努力的方向。《论语》说：“温故而知新。”(12)温故是手段，知新是目的，也就是一般人常说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之意。社会学是研究人们社会行为和行为规范机制作用的一门学科，《论语》是我国最早阐明有关行为规范的一本经典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是我国最早属于社会学范畴的一本社会理论专著。《论语》在中国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维护社会秩序所发挥的功能，长达二千余年之久，是研究中国社会学不可多得的精确的具有科学价值的文献资料。
其次，社会学创建至今才一百余年的历史，在社会科学中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论语》是代表儒家思想的东方文化的智慧的结晶，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这两者之间在时间跨度上、在社会形态上有很大的差距，要做到中西结合，古今合璧，把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加以糅和，熔铸出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新的社会理论，恐非一朝一夕之功，其难度可想而知。《论语》说：“仁者先难而后获。”(13)意思是有德的人遇到难事要率先去做，有了成果退居别人之后去获得。我们虽够不上称为有仁德的人，但对于先哲所教导我们的人生哲学的真谛，将作为鞭策我们奋发前进的动力。
社会学和《论语》所研究的对象、目的、要，双方有很多相同之处：
第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是人的社会行为，是行为规范的机制作用，这方面与《论语》基本相同。
第二，社会学研究的范围是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而《论语》研究的核心是“仁”，“仁者人也，这个“仁”是指的广义的人，包含有两个人：一是小我，一是大我，小我是个体，大我是群体，从而引申到全人类，“仁者爱人”，就是要爱护自己，约束自己，更要推己及人，爱护全人类。
第三，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搞清行为规范及其机制作用，对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推动社会前进，到底发挥了哪些功能。《论语》中仅次于仁”的重要概念的“礼”--行为准则就属于这一范畴。
要求《论语》有一个严密逻辑结构和完整的科学体系，未免对古人失之过严，同时《论语》受到时的局限，内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消极的因素，但以“仁”和“礼”融为一体的这一行为规范模式，它对安定社会秩序、缓和世界紧张矛盾、推动人类和平所产生的潜在功能，在21世纪信息时代，可能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社会人士普遍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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