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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论语》：新见还是搞笑
陆泽南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么伟大！他认为一部《老子》大大超过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的内涵，而一部《论语》则囊括了全部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可2500年来，是谁把我们先人的思想精华埋葬了？又是谁充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刽子手？他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一种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有过之的对于中国文化的野蛮屠杀。他要复活这种被屠杀的文化！
他于是拿起笔来，对《老子》、《论语》、《孟子》一篇一篇的进行剖析，他要彻底摒弃自汉代以来的全部解释理论、方法和结果，而只以自己最纯朴的心灵直接省视先秦典籍自身，并在充分尊重先秦典籍中的每一个文字和语句的基础上着手探讨它们的语法逻辑关系和表情达意规律。
以上引文出自杨润根先生的《发现老子》和《发现论语》（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的后记。该后记还引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他“潜心研究20年的成果，非常非常有价值，不论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会非常非常大”。记得胡适曾经说过发现一个古书的字义，其意义不亚于发现一颗行星。这无疑是夸张的说法，但也说明发现古书字义的不易。如今杨先生不止是发现了《老子》、《论语》中的一个或几个字义，而是发现了《老子》、《论语》整本书中从未被揭示出来的意义，不能不令人目瞪口呆。
一 作者落笔之际，似乎还是有谨严的追求的。例如在“周公”的注释中，说到“在他担任西周联邦政府的最高领导者的职务期间，周公成功地领导了整个西周联邦，并使之胜利地应付了它所面临的比之美利坚合众国在南北战争期间所面临的分裂与解体的局面更为严峻的分裂和解体的局面”。除用词的不嫌重复，“美利坚合众国”不用简称而用全称，而且还在后面加括号注出了原文（The United States ofAmerical），可惜不知为什么最后多出来一个“l”。我想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原文本来是完全不必附在这里的，倒是在一些本该严谨的地方，作者反而不免鲁莽灭裂，比如作者曾引用“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人所著的《论语正义》”，因为正文未加说明，后也未附引用书目，以致我们难以知道作者是在哪里看到这本我们闻所未闻的孤本秘籍的。又比如作者引《说文》：“妻，妇与夫齐者也，从从又……臣铉等曰：‘&&者，进也，齐之意也。’”按照这样把“臣铉等曰”都括在《说文》的引文中，容易让人误会是《说文》的作者、东汉学者许慎引用了“臣铉等”的话，作者应该知道，“臣铉等曰”是宋初徐铉校订《说文》时加的按语，是不能把它括在《说文》本文之中的。
尽管作者时引《说文》，但他文字学上的真正老师显然是安子介——就像他在《论语》解释上受到影响最多的是康有为一样。书中不止一次的引述过康氏和安氏的著作，而且特别提到当人们用“后起的引伸义来理解孔子、老子以及包括《诗经》、《尚书》在内的大量古老著作时，这些著作的本来意思也就完全改变了面貌，而变成了丑陋怪异与荒诞不经的东西”，因此“无怪乎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为什么会怀疑、不信任乃至完全否定秦汉乃至战国以来人们对于中国古代学术著作的解释了”，而“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在中国就是康有为与安子介。安子介的《解开汉字之谜》是为帮助外国人记忆汉字而写作的，所以片面突出了汉字的表意性，把多种不同结构的汉字都尽量用象形、会意来加以解释，这本是帮助外国人加强直观的权宜之计，现在作者袭用这一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古籍，不免缘木求鱼，走得比安氏更远了。比如作者说“‘月’的本意是指一切在月光照耀的夜晚积蓄生命的能量并发育长膘的动物（包括人在内）的身体或肉体”。作者显然不知道“腥”字的“月”旁其实是“肉”字，只是在用作部首时形体与“月”字相同而已，在甲骨文中它们完全是不同的两个字，“月”为半边月亮形，“肉”为中有纹理（或说肋骨）的肉块，用“月”作偏旁的有明、朗、钥等，用“肉”作偏旁的字有肘、肥、肓等。作者不审，把它们夹缠在一起，作了荒唐的推衍。又比如“大德不逾闲”，作者说以前的学者或把闲字理解为“栅栏”，“这是没有根据的”。而他的解释是“门内的一棵树，犹如生长在温室里的一朵花娇生惯养，悠然自得，悠然自赏，面对周围的一切都习以为常，并以一种与自我欣赏的态度完全相同的态度欣赏着周围的一切”。作者如果有点文字学知识，他就应当知道，清闲的闲古代写作閒，闲字本义就是栅栏之类的遮拦物，《说文》：“阑也，从门中有木”，引申为规范。作为清闲的闲字是借用。理解为栅栏，不仅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最有根据的。其他的例子如“鲁，鱼之口，它盲目地吞下一切自己喜欢的东西，以至于往往吞下了钓鱼者的鱼钩，因此‘鲁’具有盲目和粗心大意之意”，“喟，从胃部发出的声音”，“如，女口，你的口所说的话，像你所说的话”，“隅，猿猴生活的地区，每一个人都熟知的那些地方，愚人（愚）也知道的地方”，“猛，一只被主人当作儿子（子）一样供养（皿）的狗（犭）具有的放肆大胆、盛气凌人、任意伤人的性格”。而最具创造性的例子是在解释孔子“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时对“隐”字的大卸五块：
这个字的本意是指精心加工或精心处理从农田里收获到的那些东西（粮食），以便使之能够长期珍藏保存而不会腐烂变质。这个字（隐）本来有五个部分构成：①“阝”，意为隐蔽处或把东西置于隐蔽处，也即收藏保存；②“爪”，意为用手采摘，收获；③“土”，意为土地上的生长物；④“彐”，意为手或手的加工活动；⑤“心”，深思熟虑的思考、计划、设想。因此“隐”至少有如下几层含义：①采集、收获在土地上生长的自然的或人工种植的产品，②对采集收获而来的产品进行精心的加工处理，以确保产品不致腐烂变质，③放心的对这些不致腐烂变质的产品进行珍藏保存。现在人们通常使用的这个“隐”字往往只剩下“阝”这一部分的含义，即置于隐蔽处。在这里孔子显然是在其原来的完整的意义上使用这个“隐”字的，并且在这里“隐”相对于一种理性的认识活动及其认识活动的成果而言，它不仅具有思维采集、思维加工的意思，而且还有思维创造的意思。
半个多世纪前，古文字学家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就既针对现实、又颇富预见地说：“有一等人专喜玩票式的来干一下，学不到三两个月，就自谓全知全能，便可著书立说。又有一等人，自己喜欢涉猎，一无专长，但最不佩服专家，常想用十天半月东翻西检的工夫做一两篇论文来压倒一切的专家。”本书简介称《发现论语》首先是从文字这一文化层次上来探讨的，所以还是一部“古代的文字学的著作”。这样说当然也是可以的，就像我们不能不让那些搞笑和戏说的古装戏自称为历史剧一样。只要我们明白就其客观效果——未必是作者的主观意愿——而言，它是“搞笑版”的“戏说版”的文字学著作。
二 本书除了文字上的新说之外，有许多文句翻译上的新说。例如在后记中被引为佳例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通常的翻译是年少的人是值得敬畏的，怎么知道后一辈就一定不如现在这一代。而杨氏的新解是：“真正应该引起严重关注和认真对待的是一个人的后半生，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其后半生之中继续不懈地努力，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预知他将要在其中生活的那些未来的岁月会比不上他的那些已经在其中生活了的过去的岁月呢？”要不是后半句如此冗长吃力的话居然通顺，我还以为对后生可畏的理解是刚到中国来学汉语的留学生作业中出现的笑话。
当年钱玄同在《论〈春秋〉性质书》中否认《春秋》的作者是孔子，理由则是“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朱维铮先生质疑说：
这是什么尺度呢？凡挂在孔子名下的文化遗产，在自己看来像样的便归功孔子，在自己看来不成东西的便归罪于后儒。而像样不像样又漫无客观标准，因为根本不知“孔丘的著作是怎么样的”。照此逻辑，唯一用来裁量的尺度，便是纯属主观想象的那个“样”，那个所谓孔子的“学问才具”。
其实以“学问才具”做孔子言论的标准还是客气的，历史上原有以圣人标准来规范孔子言论、迫使他謦咳皆须成珠玉，因而造成的曲解邪说，不知凡几，《发现》又有新的发展。比如子游说过一句为孔子所称赏的话“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旧解或称后半句为小人学道则易于役使，作者反驳道：“我们在此且不去追究这种解释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产生形成的专制政治与专制制度之间的联系，我们只需指出，道德与服从不能混为一谈，如果让人学习道德目的是为了让人更好地被役使，那么道德就失去其应有的价值，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怎么会如此言说呢？”又比如孔子的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来就有人提出在句读上翻花样，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突出“孔子倡行的民主政治，甚至是施政的群众路线”。学者如吴小如先生等已经指为不必要的拔高，然而比起杨氏的发现来，这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巫伎俩了。杨氏“非常意外”解释者都把这两句话“视作一种以被动语态为结构的语句，而不是以主动语态为结构的语句”，现在看看他从所谓主动语态作出的理解吧：
孔子说：人民应该使统治者自觉自愿地服从自己的意志，而不应该仅仅使自己的统治者知道自己的意志。
这真是当家翻身做主人的人民眼中的孔子语录了。
被《后记》特别表彰为独到之见的，还有作者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解释，出自《论语》第十八章《微子》。在一次出游时，子路落在了孔子的后面，遇上了一位看似农夫的老子，便问他：“子见夫子乎？”而老人回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作者说：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几句话显然是老人针对自己而说的。他这样说的目的仅仅是友好地向子路说明他之所以不能回答子路的问话的原因：我这个人的四肢已不再适合于那些艰苦的劳动了，眼睛也不管用了，我已经对我每天要吃的这几种主要粮食都分辨不清了，我哪里还能在路上这么多的过往行人中分辨得清哪一位是你的先生呢？正因为这位老人说话这么诚恳友好，所以子路对他表现得特别尊敬，几乎是毕恭毕敬。如果老人的话像许多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是针对孔子或子路的严厉指责，那么性格暴躁并对孔子的事业充满着崇高的敬仰信念，以致对它贡献着他的全部生命与全部热情的子路是绝对不会对他表示这般的尊敬的。……许多学者之所以对这段话作了我们通常所看到的那种不合情理的理解（它被理解为：“你这人，四肢不劳动，五谷不认识，谁晓得你的老师是什么人？”或者“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哪里算得老师呢？”），显然是由于他们受到了庄子那个诋毁了人类社会中一切正经的人与一切正经的事业的人的肆意歪曲的理解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见于本章，而且见于一切古代文化研究领域中。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有的收集历代《论语》注释最完备的是民国程树德所著的《论语集释》，该书近年被中华书局收入《新编诸子集成》，并一再重印。相信治《论语》都会从中取资。在上条原文之下，《集释》引朱彬《经传考证》：“宋吕本中《紫薇杂说》曰：‘二语丈人自谓。’其说得之。言由四体不勤，则五谷不分，田间野老不能舍己之业，而具知道涂往来之人也。”而宋翔凤《论语发微》则以为汉代包咸所注“不勤劳四体，不分植五谷，谁为夫子而索之邪？”云云，“亦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自述其不遑遐逸之意，故不能知孰为夫子。以答子路，非以责子路也。”所引之说，除了五谷不分的理解略有差异，在人物关系的理解和基本意思的诠释上皆为杨说先声。不管这种理解和诠释是否恰切，显然不是杨氏的独创。而杨氏在书中则声称：“我认为，只有我的理解才是完全正确和合情合理的。”注《论语》若不知有《集释》所列诸说则为无知，无知而又自我感觉良好则是自欺；若知《集释》诸说而阴袭其意则为攘善，攘善而以独创自诩则为欺人。作者在这里究竟是自欺，还是欺人，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三 王蒙先生在序中称作者“从原文出发，发现了我们几千年来钻在文字堆里所忽视的经典最具魅力也最能发人深思的哲学思想，从而对先秦典籍作出了全新的哲学思想性解释”，“做学问应该是做活的学问、与时俱进的学问。前人的经典虽然已经定型，却仍然留下了与时俱进的广大空间，就看我辈怎么学习、怎么领会、怎么思考了。”而杨著“以现代意识来对《老子》、《论语》二书作出新的发挥和论述，给人以别开生面和焕然一新之感。”读了“觉得非常愉快，好像吹来一阵春风，为人们开拓了新的思路。”
平心而论，王氏的称赏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杨著中确不乏“别开生面和焕然一新”的“发挥和论述”，是过去的解释者所不及见而足以“为人们开拓新的思路”的，比如尽人皆知的子见南子的例子，卫灵公的妻子南子，杨氏也知道“她是一个虚荣、愚蠢、淫乱而又自以为是、以至狂妄地插手政治、玩弄阴谋、攫取权力、把持朝政的人。她的虚荣、她的愚蠢、她的淫乱、她的狂妄、她的野心乃至她在插手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使得整个世界都为有她这么一个人而感到耻辱”。正因如此，子路对老师竟还要去拜见南子感到愤怒。作者解释说，子路的愤怒乃是出于“还没有摆脱政治上的幼稚性因而在自己所学习所信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与实际的政治之间不能做出某种必要的区分”：
如果我们把孔子接受卫国有权势的南子的邀请而去拜见南子与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接受当时沙俄女皇的邀请而去拜见女皇比较一下，我们便不难得出结论：对于一个深刻、伟大而又成熟的思想家与政治家来说，只要那些正在掌握权力的有权势的人们能够给予他哪怕仅仅是表面上或礼貌上的尊重并为他提供与之打交道的机会，那么无论这些有权势的人们的名声怎么坏，无论他们的所作所为怎样恶劣，他都将乐意把那些有权势的人看作是一个好人，一个正人君子，一个朋友和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并彬彬有礼地去与之打交道，对他倾吐心声，把他变成自己政治见解、政治思想与政治抱负的一个听众，仿佛自己对于他的极坏的名声与恶劣的行为一无所知。当一个人这样做时，这丝毫不是什么虚伪，而是基于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与坚定的信念：无论从个人的观点来看，还是从政治的观点来看，人与人天生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人与人之所以成为个人间与政治上的敌人，仅仅是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交流、没有沟通、没有相互理解的结果。因此对于一个坚信自己的政治信念与政治理想是正确的和正义的人来说，与有权有势者的任何交流和对话都将会被视为对他的政治事业是有益和必要的。
在这些自己思想“发挥和论述”的地方——而不是《论语》原文的注释的翻译上，我们最能见出作者过人的识见。其实相去已两千余年，以作者之胆识，原本不必把古籍解读变成“与时俱进的学问”，来重新发现什么《论语》，而完全可以不假依傍，另做一本新《论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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