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比喻，不仅反映了这门科学的现实价值，还因为其深奥、周密、严谨以及实施中无处不在的风险，一向被看成了人类的尖端圈子里所玩的游戏，可是，孟加拉国的旅美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博士，把它通俗化了，拿“乡村银行”、“穷人银行”的方式，把它请到了自称为真正银行家所不齿的社会底层，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把高深的经济学理论演绎得美轮美奂：“我是教经济学的，我的梦想就是让人们有更好的经济生活，于是我常常扪心自问：我在教室里所讲授的课题到底有什么实质的好处？因为我教给学生的全都是一些关于经济学的理论，而当我真正走出教室时，看到的却是人民深重的灾难，骨瘦如柴的人们奄奄一息，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困境。

所以我一定要走出大学校园，到村庄中去……”为此，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破天荒地把这项荣誉授予了学院派精英。

于丹，让我们想起了尤努斯。她的背后，和尤努斯一样站着数以亿计的瘦骨伶仃的穷困者。不同的是，站在尤努斯身后的是物质的穷困者，而站在她背后的，是精神饥渴者。如果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颁奖文告中称，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的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时才会成为可能，小额贷款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从社会的底层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民主和民权，那么，要实现持久的社会和谐，除非千千万万普通百姓能够找到对抗精神贫困的良方，下层民众的身心发展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沸沸扬扬的是否需要重掀国学热的热潮里，于丹以这种方式，展现了她的价值取向。就因为她心里装的是民生。于是她成功了，走红了。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所有学术精英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