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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学者关于齐《论语》的探讨
陈 东
摘要∶历史上所谓的《齐论》有战国《齐论》与汉代《齐论》之分，二者性质不同，在今本《论语》中都有所反映。历代学者对汉代《齐论》的性质、散轶篇章的去向、在今本《论语》中的保留以及战国《齐论》对今本《论语》的影响等，做过广泛的探讨与研究，但至今为止，《齐论》的真相依然是难解之迷。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有三种《论语》流行，一是《古论》，二是《鲁论》，三是《齐论》。西汉末年，张禹将《齐》《鲁》两种本子融会，成为后来的官方定本，也称《鲁论》，此后《齐论》不再单独传授。东汉郑玄时，还能看到《齐论》，三国以后完全从历史上消失，《齐论》从此成为千古之迷。历代学者不断有所探讨，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推测，但《齐论》的真相至今也未能解明。再加上古人在论述《齐论》时往往将汉代《齐论》与战国时期在齐国形成的《论语》(简称战国《齐论》)相混淆，使得问题更加纠缠不清。
近年来，地不惜宝，不断有秦简汉帛出土，许多散轶已久的典籍得以重见天日。1973年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大量竹简，其中便有《论语》。因为竹简本《论语》用字、篇章与今传本多有不同，考虑到《古论》在西汉流行很少，有的学者怀疑它就是《齐论》再世，但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齐论》再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
一、关于汉代《齐论》的性质
《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师古曰：王吉字子阳）名家。”在《论语》十二家中还记载有“《齐》二十二篇，（自注云：多《问王》、《知道》。如淳注：《问王》、《知道》，皆篇名也），《说》二十九篇。”⑴何晏《论语集解序》说：“《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⑵
上述两条记录基本一致，只有一些微妙的不同(何晏《论语集解》序多出来一个琅邪王卿)。综合两者所记，汉代传习《齐论》的学者主要有∶1、王卿，事迹不详，邢《疏》记载∶武帝天汉元年(前100)由济南太守迁任御史大夫；2、庸生，《汉书·张禹传》说张禹曾师从于王阳、庸生。张禹为汉元帝、成帝时人，其师庸生可能是汉宣帝时人；3、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治《邹氏春秋》及《梁丘易》，以《诗》《论语》教授。宣帝时为昌邑中尉，元帝即位后征之，年迈卒于途中；4、宋畸，宣帝时为詹事，后迁大鸿胪左冯翊少府；5、五鹿充宗，字君孟，代郡人，通齐论，又治《梁丘易》。《梁丘易》的始祖梁丘贺为汉宣帝时人，五鹿充宗只能是宣帝以后人；6、贡禹，字少翁，琅邪人，元帝即位征为谏太夫，《汉书》有传。
以上传习《齐论》者六人，至少有三人与汉代齐国有关。刘向《别录》说“齐人所学，谓之《齐论》”⑶，邢昺《疏》说“《齐论》者，齐人所传”是有道理的。
上述六人中只有王卿是武帝时代人，其他都是宣帝、元帝时代的学者。因此，章炳麟先生在《广论语骈枝》“此传不习乎”条总结说：“案《论语》初出，董仲舒、东方朔已多称引，司马迁著之《史记》，皆在《齐》、《鲁》前。盖孔安国时已隶写传诵矣。《齐论》传者胶东庸生，《鲁论》传者扶卿，并安国弟子。”同书后叙更明确说：“余尝观《齐》《鲁》，皆孔安国所传。而《鲁论》文或难晓，盖多因古文真本，《齐论》则有所改定者。”⑷章炳麟先生是古文经学大师，难免有扬此抑彼之嫌。难能可贵的是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在详细考证之后，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武内氏认为“鲁论、齐论都是在古论发现以后才兴盛起来的。鲁论系统中的鲁扶卿曾从学于孔安国，齐论系统中的庸生曾从孔安国弟子都尉朝受《古文尚书》，鲁论与齐论很可能是因为对古论的解读、解释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学派”。⑸
由此来看，《齐论》性质基本可以肯定为汉武帝以后产生的，流传于汉代齐国周围的，与《鲁论》不同的流派。根据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讳字例，作者认为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的抄写年代当在汉高祖时期。其时尚无三论之别，因此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不会是《齐论》。既然汉代《齐论》与《鲁论》一样是由古论而来，也就是与战国时期在齐国形成的《齐论》有区别。既然是同源于《古论》的《论语》学派或流派，《古》、《鲁》、《齐》三论在原典正文上应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其主要不同当在篇章上。
二、《逸论语》与所谓《问王》《知道》篇
《汉志》载《齐论》二十二篇，并自注说“多《问王》、《知道》”两篇。可见《齐论》与《鲁论》、《古论》的最大区别是多出《问王》、《知道》两篇。《隋书·经籍志》记载∶“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繁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一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皆为之注。《齐论》遂亡。”⑹
何晏只是说张禹择善而从，《隋志》则明确说是张禹删去了《问王》、《知道》两篇。于是引起不少后世学者的咒骂，张禹俨然成了《齐论》失传的罪魁祸首。宋代晁公武说∶“详其名，是必论内圣之道，外王之业。未必非夫子最致意者，不知何说而张禹独逸之。禹身不知王凤之雅正，其不知固宜。然势位足以轩轾一世，使斯文遂丧，惜哉”。⑺清宋翔凤进一步推测两篇的内容，说∶“按《问王》谓春秋素王事，备其问答。《知道》，知率性之道，故能知人知天。《论语·尧曰》篇记唐、虞、夏、商、周至子张问从政，为孔子为素王事，其记知命、知礼、知言皆以知道贯之。传《齐论》者于二十篇之后又作此二篇发挥其蕴，盖出于内学，汉时齐地最盛，故齐《诗》明五际六情，《公羊春秋》亦出于齐人，胡母生有孔子受命之事，《齐论》此二篇，亦是秘书之流，故《古论》、《鲁论》俱不传。此义亦非浅学所窥，故张侯不以教授。”⑻将遗失的这两篇当成了今文经学的秘籍。
既然《问王》《知道》两篇如此重要，学者们自然要追查其下落。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说文》中《逸论语》的存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共引用《论语》三十六条，其中有两条注明出自《逸论语》。《说文》之后，《玉篇》、《文选》李善注、《初学记》、《太平御览》、《北堂书钞》、《事文类聚》等书中也出现了《逸论语》的名字，其中甚至有《说文》中所不见的文句。如《说文》“璠”字下注“孔子曰∶美哉璵璠，远而望之奂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胜理，二则孚胜”。原文中没有说是引自《逸论语》，《初学记》（宝器部）、《太平御览》在引用时都说是出自《逸论语》。
关于《逸论语》的性质，宋林光朝论述说∶“许氏说文，有所谓《逸论语》，是康成之说未行，而《论语》散逸己有不传”（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引）。五代徐锴《说文系传》说“谓今《论语》中词，古者口授，有遗漏之句。汉兴购得有此言，谓之《逸论语》”。清段玉裁则解释说∶“张禹鲁论所无，则谓之《逸论语》。如十七篇之外为《逸礼》，二十九篇之外为《逸尚书》也”。⑼清徐善源《论语鲁读考》认为∶“凡不立于学官者则为之逸，古文终汉之世不立学官，故《古文尚书》二十四篇谓之《逸书》，《古文礼》三十九篇谓之《逸礼》。《论语》虽不在五经之列，而《古论》亦世所不行，然则《逸论语》乃《古论》，非《齐论》也。”⑽坚持说《逸论语》是《古论》，非《齐论》。而清冯登府《论语异文考证》序则主张∶“《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别有《问王》(古玉字，三画均写，王字中画近上，后人读作问王者，非也)、《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说文》玉部所引《逸论语》即二篇中文也。魏晋后旋即失传。”⑾
宋王应麟首先注意到《逸论语》的文句全都是关于玉的解释，因此推测《齐论·问王》篇可能是《问玉》篇之误。古文“玉”字与“王”字非常相近，三横均衡为“玉”，三横中上两横靠上的为“王”，很容易弄错。古书中常常有将二字搞错的例子，如《周礼·天官》“赞玉齍”，或作“赞王齍”；《国语·晋语》“改玉改行”，《荀子·王霸篇》作“改王改行”。又《左传》成公三年，“齐侯朝于晋，将受玉”，《史记·晋世家》作“齐顷公如晋，欲上尊晋景公为王”。都是二者混用而误的例子。由此来看王应麟推断“问王”可能是“问玉”之误，《逸论语》可能是《齐论·问玉》篇逸文，好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清朱彝尊《经义考》赞同此说，并大胆将其余各书所引《逸论语》语句都说成是《问王》逸文。段玉裁《说文注》、桂馥《说文义证》、王筠《说文释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钱坫《说文斠诠》、承培元《说文引经证例》等《说文》学者，出于尊重许慎的角度，都异口同声表示赞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齐论语》则采用了《礼记·聘义》中的一段关于玉的议论当作《问玉》篇(《孔子家语·问玉》《荀子·法行》篇也有类似的记载)。
但说《说文》所引《逸论语》是《齐论》逸文，有两点不能自圆其说。其一是许慎年代早于郑玄。郑玄尚可以就《古论》、《齐论》校正《鲁论》，说明许慎时期《齐论》尚流传于世，许慎似不应该不称《齐论》而称《逸论语》。如果以是否立于学官来判断，许慎《说文》中引证最多的《古文论语》也不在学官，不应该单独称《齐论》为《逸论语》。至于其他书中所引《逸论语》，正如宋翔凤《论语师法表》所言∶“诸书俱在唐以后，齐论久亡，所引必非齐论。”《齐论》最晚在魏晋时期已经亡佚，《初学记》等除转引自《说文》以外，不知所自来。据日本学者藤冢邻先生统计，许慎之外，汉代赵岐《孟子章指》、班固《白虎通》、桓宽《盐铁论》、应劭《风俗通义》、晋陈寿《三国志》；唐贾公彦《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开元五经文字》、李善《文选注》、五代徐锴《说文系传》、宋佚名氏《孟子伪孙疏》、罗泌《路史》等都引用有《逸论语》。仔细检查上述著作中所引《逸论语》，有的是作者的误记，有的是出自附会，都难以说是来自《论语》经文。⑿
其次，各书所引《逸论语》文体与今本《论语》明显不合，与《尔雅》文句非常类似。翟灏认为所谓《逸论语》其实应是杨雄《法言》之误录，不无道理。“《法言·吾子篇》‘或人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变丹青’。则此语显出自杨雄矣。雄著《法言》，本欲以象《论语》。许氏因误传其文，顾（野王）、李（善）、徐（坚）氏，乃相承误也。玉粲二句，更与二十篇文不类，恐亦出艰深文陋之手。”⒀《逸论语》的真实面目虽然还是一个迷，但可以肯定与《齐论·问王》篇当没有任何关系。
《知道》篇则不如《问王》篇轰动，许多学者承认其“失考”，但也有一些大胆的推测。刘恭冕《论语正义补》“问王、知道条”引汪宗沂话说∶“《问王》为《问玉》，见《戴记·聘义篇》，至《知道》佚文，全无可考。窃谓《戴记·乡饮酒义》云∶‘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即《知道》。汉人传《论语》者以二篇皆见《戴记》，故直删去其说。”⒁刘恭冕认为其说“颇为近理”。日本学者藤冢邻先生指出按照这种逻辑，《孟子》中的许多篇章都可以附会为《知道》篇。如∶《孟子·公孙丑上》“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又，《告子上》引“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如果《问王》之说成立的话，这些也都可以看作是《知道》篇的逸文。⒂严灵峰《论语成书年代及其传授考略》一文认为《荀子·子道篇》，记鲁哀公及子贡问孔子孝行事。文似《论语》。推测“知道”或者是“子道”之误。⒃聊备一说。
以上是历代学者关于《齐论·问王》《知道》两篇的推测。无论是用《礼记》章节代替《问玉》，还是用《孟子》《荀子》章节代替《知道》篇，终归是学者们的想像，都没有多少根据。《问王》《知道》篇的真相究竟如何，依然是混沌难辨。
元马端临对张禹删齐论说表示怀疑，“《齐论》多《鲁论》二篇，曰《问王》《知道》，史称为张禹所删，以此遂无传。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删之？然《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自孔壁出者，章句与《鲁论》不异，唯分《尧曰》子张问以下为一篇，共二十一篇。则《问王》《知道》二篇亦孔子壁中所无，度必后儒依仿而作，非圣经之本真，此所以不传，非禹所能删也。”⒄同时对《问王》《知道》两篇的真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东条弘也对齐论所多出的两篇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东条弘在所撰《论语知言》中说∶“而称《齐论》者，又增篇为二十二，所谓二十篇之外，别有《问王》、《知道》，是亦可疑者，何则？荀卿论道义，效《论语》，以《劝学篇》为首，以《尧曰篇》收为末篇。盖又脱化《鲁论》二十篇，收裁以为二十卷。然则《鲁论》此时已为二十篇，可得而证也。”⒅说《荀子》是仿效《论语》而成，说明战国时期的《论语》已经是二十篇。《问王》《知道》是为子虚乌有。
笔者认为历代学者对《问王》《知道》的推测有一点是可信的，即虽说是两篇，其实只是两章，如同后人将《古论》多出的两章称为《从政》篇，《尧曰》篇就只剩一章一样，《问王》与《知道》的内容不会太长。其篇名不符合《论语》上下论篇目命名规律，明显为后人所加。
定州汉墓出土竹简本《论语》给我们以启示。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最后“孔子曰不知命”章还没有归入《论语》正文，以双行小字附录在最后，可以说是《尧曰》篇的最后一章，也可以说是《论语》全书的附录，因此单独称之为篇也未尝不可。因为不是正式经文，自然也没有篇名，我们在整理时不妨也可以命名为《知命》篇。如此我们看到的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就应该是二十一篇。《知命》篇在东汉时期还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官方定本熹平石经就直接予以删除。大概要到马融或郑玄时期《知命》篇才正式纳入《论语》正文，成了《尧曰》篇中最后一章。
有意思的是《古论》二十一篇，多于《鲁论》的一篇也与《尧曰》篇有关。班固说是多出来了一个《子张》，如淳《汉书·艺文志》注说是“分《尧曰》篇后‘子张问如何以从政’下为篇，名曰《从政》”。至于“子曰不知命”章，《经典释文》注明“《鲁论》无此章，今从《古》”，证明是包含在《从政》篇中的，可能也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的。《古论》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不同是将“子张问”独立成了《从政》篇。
由竹简《论语》、《古论》、《鲁论》三论的篇章分歧都集中在《尧曰》篇来看，《齐论》多出来的两篇，可能也在《尧曰》篇上。推测所谓《问王》不是什么《问玉》之误，而是《问正》之误，来自“子张问”首句“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正(政)矣”。《问王》篇可能就是“子张问”章。所谓《知道》则是“子曰不知命”章中“知命”“知礼”“知言”“知人”的概括，或者是“知之道”的简略。《知道》篇可能就是“子曰不知命”章。果如此，《问王》《知道》两篇就在今本《尧曰》篇之内，难怪后人在《逸论语》中寻找会一无所获。
笔者推测，战国中后期的《论语》已经是二十篇，最后的《尧曰》篇只有第一章，“子张问政”章与“孔子曰不知命”章为附录。后来在长期传抄中附录逐渐混入正文。因对正文与附录的统计不同，《论语》也就有了二十篇、二十一篇、二十二篇的不同。
三、今本《论语》中所见汉代《齐论》
魏何晏《论语集解》序说∶“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说《齐论》除比《鲁论》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外，二十篇中也有不少不同的地方。对此也有不同的解释。清刘宝楠既承认“《齐》、《鲁》篇第既有或异，则《齐论》章句，容亦增多”，同时“窃又疑此文所云章句，专指训释之词，若下言周氏、包氏章句也”。并指出《汉志》载《鲁论》有“传十九篇”，《齐论》有“说二十九篇”，或者就是章句不同的证明。⒆清孙志祖也主张说:“后世学者遂疑圣人立论之偏，与器小章，抑扬悬绝，而欲置此二章于《齐论》之内，不知《齐论》之所多者，《问王》《知道》两篇，非此二十篇中，亦有《鲁论》所无，而为《齐论》所增者也。且《齐论》亦必是孔门之旧，岂容齐人删润点窜于其间乎。”⒇主张《齐》《鲁》二论原典相同，所不同的只是章句。
即使认为《齐》《鲁》二论皆出于《古论》，二者正文不会有大的差异，也不能否定在隶定时会产生歧异，在师徒口耳相传的时间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偏差。因此学者们推测《齐论》正文字数可能稍多于《鲁论》。二者的不同究竟何在呢？学者们首先试图从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寻找答案。
《经典释文·论语音义》载“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说郑玄曾经使用《齐论》《古论》与《鲁论》相校对，并标注出三者的不同五十余处。但今本《经典释文》中保留下来的只有二十四条，而且全部是“从古”，根本没有引用到《齐论》。对此，清宋翔凤《论语师法表》云∶“周之本，即周氏之出于张侯者。盖张论出而三家遂微，郑学兴而《齐》《古》差见，是康成虽就《鲁》读，实兼通《齐》《古》，而于《古论》尤多征信。故注中从《古》读正《鲁论》者不一而足。其从《齐》读已不可考，然寻两家之学，可以得其一二。”(21)清徐善源《论语鲁读考》则认为《齐论》已经不可考。“所读正五十事见于《释文》者二十三事而已(当为二十四条)，皆从古者也，其从《齐》者当有二十七事，而《释文》不载何邪？岂陆氏时郑注已多佚脱，《鲁》读或尚有之，而《齐》读尽缺邪。”(22)徐氏断定《释文》佚脱的都是《齐论》，难免过于草率。敦煌唐抄本《论语郑玄注》中又保留了若干条，也都是“从古”，没有看到从《齐论》的。有人认为张禹时期已经将《齐》《鲁》两论融合为一，郑玄所参考的《鲁论》其实已经包含有《齐论》，再要明确区分《齐》《鲁》将十分困难。
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从中找到了《齐论》的一些蛛丝马迹。刘宝楠《论语正义》考证说∶“《音义》谓‘郑以齐、古校正周本，凡五十事。’今以郑氏佚注校之，只得二十四事，皆明著《鲁》读之文。其‘哀公问主’解谓‘社主’，虽从周本作‘主’，仍是从《古论》义为社主也。至如‘有酒食，先生馔’，郑作餕。‘无适也’，适，郑作敌。‘异乎三子者之撰’，撰，郑作（人巽），云（人巽）读曰（人全）。‘子贡方人’，方，郑作谤。‘朱张’，郑作侏张。‘废中权’，废，郑作发。皆与《集解》本异，疑此即据《齐论》校正者也。又《卫灵公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郑云‘《古》皆无此章’。谓《古论》《齐论》无此章。郑仍从周本有此章也。又《尧曰篇》知命章，郑云‘《鲁论》无此章’。此又从《齐》《古》校补周本者也。宋氏谓郑从《齐》读已不可考，是略言之，未细检耳。”(23)
章炳麟《广论语骈枝》论述说∶“郑君以《齐》《古》校《鲁论》，多云某读为某，今从《古》。如瓜祭之为必祭，咏馈之为咏归，斯诚鲁家末师之误，其余文义难晓者，多在《鲁论》，而《古文》乃更从顺，适于《论衡》相反。案‘天何言之文’，见王吉《谏昌邑王书》，吉固《齐论》大师也；‘仍旧贯’之文，见成帝《报许皇后书》，帝受《论语》于张禹，禹受《论语》于王吉、胶东庸生，亦齐家之学也(《盐铁论·散不足篇》贤良曰∶古者凶年不备，丰年补败，仍旧贯而不改作。此论在昭帝时，成书在宣帝时，时不见《古论》师有达者，知亦《齐说》)。此二事皆《齐论》异《鲁》者，而郑云从《古》，(言佥)其实乃从《齐》尔。盖庸生本传壁中《尚书》，于古文多所发正，故《古论》后师多从其说，非竹简蝌蚪之书固然也。尝观《齐》《鲁》，皆孔安国所传，而《鲁论》文或难晓，盖多因古文真本，齐师则有所改定者。其后马氏古文说兴，大抵半下己意，半因齐读，犹郑笺毛诗，时与故言有异。后汉传《古论》者独马氏一人，故郑谓之从古耳。”(24)
作为历代学者搜辑《齐论》的总汇，清马国翰辑有《齐论语》一卷，将《汉书·王吉传》《贡禹传》所引《论语》、《汉书·董仲舒传》及《春秋繁露》多引《论语》、《经典释文》所引郑本异文与《鲁论》不同且不言从《古》者、以及《白虎通》《礼记正义》《玉篇》《路史》等引《论语》，都归入《齐论》。即使以上所辑确为《齐论》，数量也非常有限，难以归纳出《齐论》的特点。
四、今本《论语》中所见战国《齐论》
以上是我们对汉代《齐论》研究成果的归纳。要说明的是历代学者关于《齐论》的概念并不统一，有的学者所说的《齐论》是指战国《齐论》，即战国时期形成于齐国或主要由孔子在齐的弟子编纂而成的《论语》。
宋代开始就有学者主张战国《齐论》已经被揉和在今本《论语》之中，明清学者对此多表示赞同。朱熹《论语集注》引洪兴祖说，认为今本《论语·季氏》篇就是来自战国《齐论》。明胡广解释说∶“疑为齐论，以皆称孔子曰，且三友、三乐、九思等条例与上下篇不同。然亦无他左证。”(25)
明顾宪成怀疑今本《论语·宪问》篇中搀杂有战国齐论。称“予顷读孔子与子路、子贡评管仲二条，殊可疑。因语予弟季时（名允成）。季时曰∶此恐是齐人张大之辞，而托于孔子耳。或齐论窜入鲁论中，未可知也。谓出自孔子似乎不然。予曰∶弟此意见，得极直截。”(26)清袁枚同意这一见解，认为“齐人最尊管仲，此必齐之弟子记之。其上章云‘齐桓公正而不谲’，下章云‘陈成子弑简公’，非齐论而何。”(27)清卢文弨对顾、袁两家说法表示赞同，“孔子之门，四尺童子亦羞称五伯。齐人之在圣门者，如子羔、季次诸人，见地特高，亦不应有此。班固谓‘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论语》盖门人所记，弟子之弟子也，故往往传其师说。荀卿、吴起亦出其中，流愈远而愈失真。故杂有此不纯之论。纵使有指召忽自经于沟渎者，亦曲为之解。纵不指召忽，语气亦抑扬太过，觉与圣人平常语气炯然不同。孟子为学孔子者也，而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管仲非曾西所为’。岂圣人许之而孟子顾贬之若甚也。知孔子未必有是语。”(28)
台湾学者胡志奎总结说∶“《论语》下论乃多有《齐论》之疑。前儒既已疑及《宪问》《季氏》《阳货》三篇，今以下论用“齐”字思想一致性观之，《颜渊》《微子》二篇亦当在可疑之列；其中尤以《宪问》一篇，其全篇当属《齐论》似已无可疑。”其主要理由如下∶１、称“齐桓公”。《宪问》一篇中称齐桓公、桓公，共五见。与孟子所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梁惠王》上）不合。２、称管仲。三见。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论语·八佾》说“管仲之器小哉”畔如两人。且与《荀子·大略》所言“子谓子产，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合。胡氏的结论是∶《论语》上下论之别正是《鲁论》《齐论》之别。上论、即《鲁论》成书于孔子卒后在孔子卒后三十至四十年；下论即《齐论》成书在孟子卒后。
胡氏甚至认为《论衡》所言河间九篇本《论语》也是《齐论》。解释说∶“翟灏《四书考异》‘河间，赵地，逼近于燕。《燕传》（见汉志）疑即《论衡》所云河间者也。’按∶河间亦属齐地（今河北省境）。河间九篇或亦即《齐论》，今则已编集于《论语》下论之中。河间云者，乃指《齐论》编本流传之地区欤？复考汉书艺文志∶鲁传十九篇，齐说二十九篇。齐说正多鲁传十篇，殆即系《论语》下论之所自。至鲁传十九篇，今则并合于《论语》上论十篇之中欤。”(29)
将今本《论语》分为上下论由来已久，但说上论即《鲁论》，下论即《齐论》还是前所未闻。至于断言河间九篇本也是《齐论》的一种，似嫌证据还不够充分。
康有为《论语注》《尧曰》篇解题说∶“凡三章，《鲁论》本二章，其末一章《齐论》也。翟氏灏《考异》‘古论语分此一篇为二，则《尧曰》凡一章，《子张》凡二章。’愚按，《子张》一章，《论语》无此文体。只似记中之《孔子三朝记》，疑为刘歆于他书采入为《古论语》者，末章知命说，当是《齐论》。”(30)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的出土证明康有为的推断是错误的。汉初《论语》已经有《子张》一章，说明不是刘歆窜入。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在三论产生之前，说明知命章也并非为《齐论》所专有。
《论衡》中还记载有一种齐、鲁二篇本《论语》。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先生认为就是今本《论语》中的《学而》与《乡党》篇。《学而》篇记孔子及主要弟子言论，《乡党》篇记孔子日常举止，正好是一部完整的孔子言行录。其编纂年代大致是孟子到齐国以后，是齐、鲁两国儒学开始融合的产物，编纂地点是齐国。其主要理由是∶两篇中残留有明显的齐国方言。如《学而》篇“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中的“其诸······与”，其用例在先秦两汉古书中很少，但在《公羊传》中却非常多见。如桓六年“其诸以病桓与”、哀十四年“其诸君子乐道君子之道与”等。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就明确指出《公羊传》为齐人所传，其中多有齐国方言。“其诸······与”恐怕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乡党》篇“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的“逞”，《方言》曰“快也”。也是齐国方言。又《乡党》篇“乡人傩”的“傩”，郑玄注“鲁读傩为献”。《礼记·郊特牲》“禓”，郑玄注“禓或为献，或为傩”。“献”与“禓”“傩”音、形都不相近，只有在齐人将“献”讹为“莎”音时，才可以相通假，因此只有齐人才会将“傩”读为“献”。
武内义雄先生进一步提出今本《论语》下论中《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子张》《尧曰》七篇是最早的齐人所传七篇本《论语》。理由如下∶１、下论七篇是以子贡为中心编纂而成，与上论所含河间七篇以曾子为中心明显不同。《里仁》篇说曾子得孔子一贯之道为“忠恕”；《卫灵公》篇则强调子贡得孔子一贯之道为“恕”。子贡晚年死于齐，在齐国的影响可想而知。2、上论《里仁》篇指责“管仲之器小哉”；下论《宪问》篇却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对管仲大加称赞，反映了齐国人对管仲的崇拜与景仰。3、下论七篇多用齐国方言。《先进》篇“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的“聚”，《方言》卷三“萃（衣集）集也，东齐曰聚”。《子路》篇“欲速则不达”的“速”，《方言》卷二“速，疾也。东齐海岱之间曰速”。《子张》篇“嘉善而矜不能”的“矜”，《方言》卷一“矜悼怜哀也，齐鲁之间曰矜，陈楚之间曰悼”。《尧曰》篇“允执其中”，包咸云∶“允，信也”。《方言》卷一“齐鲁之间曰允”。上论河间七篇主格助词多用“吾”或“我”，下论此七篇全部使用“予”，也是一种区域方言习惯的差异。5、下论七篇中有《公羊传》的影子。《宪问》篇甚至出现了“公明贾”（其实就是《礼记·檀弓》篇的公羊贾）的名字。孟子与公羊学关系密切，孟子游齐以后，公羊学才开始在齐国兴起，汉初整理为书面文字。《宪问》篇关于各国公及大臣的议论，可以看作是公羊学的曙光。6、曾子派《论语》强调为政以德，德的代表是“孝”；子贡学派《论语》以道德为政治的终极目标，主张为达到终极政治目标首先要致力于发展经济、加强军备。其中显现出受齐国功利主义的影响。(31)
武内氏所言“齐人所传七篇本《论语》”不是后世所说的汉代的《齐论》，而是早于汉代《鲁论》《齐论》的战国时期的一种《论语》版本，遗憾的是从未见于历史记录，只能说是一种假设或推论。其主要根据除上下论文体、思想不同外，最客观的依据大概是使用齐地方言。但需要指出的是武内氏所举例子中有不少是齐、鲁之间通用的方言，不知如何加以区别。再者武内氏所言非齐人所传的上论中也有不少齐地方言。如∶《乡党》篇的“色斯”；《公冶长》篇“吾党小子”的“党”；《雍也》篇“赤之适齐也”的“适”；《为政》篇“思而不学则殆”的“殆”。据说都是齐方言的残留。不知当如何解释。
总上所述，历史上所言《齐论》其实有战国《齐论》与汉代《齐论》之分，两者性质不尽相同。战国时期《齐论》是《论语》形成时期的原始形态之一，是由齐人或孔子在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在齐国编纂而成，其原始形态究竟如何还不是十分清楚，历代学者对此有不少的推测和描述，有二篇本、七篇本、十篇本等不同说法。汉代《齐论》则是产生于汉武帝时期的汉代《论语》流派，主要在汉代齐国及其周围地区流行，其所用的《论语》正文与《古论》《鲁论》差异不是太大，主要区别是将《尧曰》篇的“子张问”与“子曰不知命”两章独立成了《问王》《知道》两篇。关于战国《齐论》与汉代《齐论》，历代学者有不少的考证或假设，这些推测究竟有多少接近真实，还要等待未来考古学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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