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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及其流传
和许多先秦古籍一样，《论语》经过秦火和战乱曾一度失传，至汉代复出现若干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
《古论》、《齐论》和《鲁论》是今本《论语》的前身。它们各是何时出现的呢？何晏《论语序》、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等文献在谈到三《论》时，都是先列《鲁论》、《齐论》，后列《古论》。这似乎告诉人们，《鲁论》、《齐论》先《古论》而出现。这种观念亦为许多有关著述所接受。事情恐非如此。
关于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经传的时间，据《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鉴于《汉志》的权威性，这种看法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论衡》关于此事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案书篇》云：“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这和《汉志》的说法基本相同。而《正说篇》却说此事发生在景帝时：“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这两种说法必有一误。
看来，如欲弄清真相则有必要参照鲁恭王的生平。《汉书·鲁恭王传》载：“鲁恭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二十八年薨。……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必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据此，鲁恭王在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为王，在位二十八年，即死于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武帝在位共五十四年，而元朔元年乃其在位的第十三年。也就是说，鲁恭王在武帝初年就去世了，不可能在武帝末年坏孔子宅。另外，“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的“初”字亦甚可玩味。恭王在位二十八载，而在武帝时期只活了十三个年头，故坏孔子宅之事如发生在武帝时期不可谓之“初”。这个“初”字表明，坏孔子宅事肯定在景帝年间。故当以《正说篇》为是，而《案书篇》“孝武皇帝”当为“孝景皇帝”之误，《汉志》“武帝末”当为“景帝末”之误[1]。
《齐论》和《鲁论》出现的时间，历史上缺乏明确的记载。有人认为，这两种今文本的“出现和传播，都在景武之际。在这以前，西汉人的著作中间，还没有见到直接引自两种《论语》的。现存最早引用的例证，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而董仲舒在景帝时任博士。他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因此，他据以引证的版本当为《齐论》。司马迁著《史记》，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可是《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大部分都见于《论语》。因此，要说它的传世结集本始见于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大概离事实不远。”[2]
遗憾得很，在我看来，这种论断大概离事实颇远。首先，关于汉代经学今古文派之分。清人皮锡瑞早就指出：
孔氏与伏生所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示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迭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3]
由是观之，刘歆以后才逐渐形成今古文两派经学的对立，在此之前，今古文只是文字的不同，并不是学派门户的区别。因此，董仲舒“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与他所征引的版本是否为《齐论》的问题，实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诚如皮氏所说，“孔氏与伏生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事实上，孔安国不但曾将《古文尚书》“以今文读之”，而且亦曾将《古论语》“以今文读之”。何以见得？《经典释文·叙录》云：“《古论语》，……孔安国为传。”《隋书·经籍志》承其说：“《古论语》，……孔安国为之传。”《论衡·正说篇》更说：“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孔安国既然传授《古论语》，他当然是将其改为通行的今文进行传授的。从《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看，董氏所引孔子语的确有许多见于今本《论语》，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怀疑其来源为孔安国传授的《古论语》呢？董仲舒卒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武帝时期生活了三十年。也就是说，他死前《古论语》已发现了至少四十年左右。这期间，已被孔安国改为今文的《古论语》在社会上流传并为董仲舒所征引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孟子》所引孔子语已有多条见于今本《论语》（参见下文），而今本《论语》的前身便是三《论》，所以称现存最早征引《论语》的例证见于《春秋繁露》，甚为不当。
至于《史记》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则无疑是来自《古论》。《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司马迁也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当然包括《古论》。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更明确指出：“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这里“论言弟子籍”的“孔氏古文”当然为《古论语》。因此，以“《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大部分都见于《论语》”来推论两种今文本《论语》的传世结集始见于公元前二世纪中后期，我期期以为不可。另外，从上段引文看，不可以说《史记》“没有直接提到《论语》其书”。
事实上，两种今文本《论语》是在宣帝时才出现的，上距发现《古论》至少七十年。第一，现存最早的目录书《汉书·艺文志》的书目划分为若干类，每类之中一般以时代先后排列。其《论语》类首列《古论》，次列《齐论》和《鲁论》，这已经透露出《古论》早于《齐论》和《鲁论》的消息。第二。西汉是经今文学大盛的时期，如果在宣帝之前出现两种今文《论语》，就会早被列于学官，至少会有传人，但各种文献均无这方面的痕迹。第三，《汉志》说，《古论》和《鲁论》的篇数分别为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而《论衡·正说篇》又说：“至昭帝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两相对照，显然这“二十一篇”即《古论》。从“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的情况看，宣帝所见的仍为《古论》。这也说明，当时孔安国《古论语》今文本的流传还非常有限。由此可知，至少在宣帝“下太常博士”之前，还没有出现两种今文本《论语》。第四，据《汉志》记载，传《齐论》的有王吉、宋畸等，传《鲁论》的有夏侯胜、萧望之等，而这些人都是宣帝时人。如王吉是宣帝时的博士谏大夫，宋畸是宣帝时的詹事、少府，夏侯胜是宣帝时的太子太傅、博士，萧望之也是宣帝时的太子太傅。这说明，《齐论》和《鲁论》在宣帝时已经出现了，时间当在宣帝“下太常博士”之后。可惜的是，宣帝是在何时“下太常博士”的，已无从确知了。“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或许是促进两种今本文《论语》出现的重要原因。
《齐论》、《鲁论》既然在宣帝时才出现，则董仲舒、司马迁辈自然无缘见到。这进一步证明他们必定引自已经被孔安国改写成今文的《古论语》。
那么，三《论》的版本来源如何呢？人们一般认为它们分别出自三个不同的祖本。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自古以来，许多人注意到了三《论》的区别。就篇数而言，《汉书·艺文志》载《古论》二十一篇，其中有两篇《子张》（而如淳在注中却说“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齐论》二十二篇，多了《问王》、《知道》两篇；《鲁论》二十篇。就章句而言，何晏在《论语集解叙》中说：“《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章句颇多于《鲁论》。”就篇次而言，何晏在该文中还说，《古论》“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就行文而言，桓谭在《新论》中以为：“《古论语》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这只是指同一条文献三书共载而行文有别，至于章句与篇数的多少就很难用文字的异同作比较了）。
是否就可以因此断定三《论》各有所本、出于不同的来源呢？回答是否定的。我更倾向于它们有两个源头，出于先秦时期的两个《论语》本子。《齐论》出于一个《论语》祖本，《古论》出于另一个《论语》祖本，而《鲁论》则是《古论》的改编本。
从内容上看，我们知道，今本《论语》乃“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何晏：《论语集解叙》），亦即以《鲁论》为底本，综合三《论》而成的。原来的三《论》各有多少内容，是什么样子，已无从确知了。值得庆幸的是，《隋书·经籍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古论语》，……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无独有偶，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提供的《论语》辑本情况正与此相印证。从马氏的辑本看，《古论》与今本《论语》内容基本一致，只是略少一点，由此可知，《古论》与作为今本《论语》底本的《鲁论》出于同一来源（今本《论语》综合三《论》，其内容较多是在情理之中的。）不过，马氏所辑的《齐论》内容很少，当然也基本上见于今本《论语》。因此，我们不好确定它与《鲁论》是否出于同一来源。但是，如果对照一下《齐论》与《古论》，就可发现其差别是相当大的。如《齐论·里仁篇》共辑出两条资料（“无适也，无莫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不见了《古论》，可见它们的版本来源不同。既然《齐论》与《古论》的来源不同，当然它也与《鲁论》的来源不同。
从篇数看，《古论》与《鲁论》虽然分别为二十一篇和二十篇，但只是分合的不同，没有本质差别。不过，何晏《论语集解叙》说：“《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如淳亦说《古论》“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古论》分了《鲁论》的《尧曰篇》。这恰恰把次序搞颠倒了。既然《古论》早于《鲁论》，则当为《鲁论》的《尧曰篇》合并了《古论》的《尧曰》、《子张》两篇。班固称《古论》有两《子张》，正表现了《古论》古朴、原始的风貌；而《鲁论》的合并，却暴露出其对《古论》改造、雕琢的痕迹。至于如淳把《古论》的后一个《子张》称为《从政》，则是对《古论》原始性的理性解释。因而，《古论》与《鲁论》的篇数是一致的，它们出于同一来源。但是，《汉志》说《齐论》有二十二篇，并指出多出了《问王》、《知道》两篇。可见它与《古论》、《鲁论》的篇数有较大差异，它们出于不同的来源。
另外，《齐论》出现于齐，《古论》和《鲁论》都出现于鲁，亦可作为三《论》出于两个来源的旁证。
既然《鲁论》与《古论》属于同一来源而晚出，它显然是以《古论》为底本进行改编而成了。其改编者是谁呢？《论衡·正说篇》云：“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孔安国所教的当然是《古论》。但《汉书·艺文志》又说：“传《鲁论语》者，……鲁人扶卿”。看来，鲁人扶卿既是《古论》的传人，又是《鲁论》的传人。据此，我认为这个扶卿就是将《古论》改编成《鲁论》的人。
扶卿对《古论》的改编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订篇数。将《古论》的二十一篇改为二十篇。《古论》有两个《子张》篇，容易发生混淆，所以扶卿便将后一《子张》篇合并到《尧曰》篇，以成二十篇之数。其次，调整篇次。何晏《论语集解叙》云：“《古论》……篇次不与齐、鲁《论》同。”这说明，《鲁论》在篇次上与《齐论》较接近甚至相同而与《古论》差别较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扶卿根据《齐论》所做的改造。扶卿之所以以《齐论》为参照，大概因为其时《齐论》较流行。这也说明《鲁论》稍晚于《齐论》。再次，修改文字。桓谭《新论》云：“《古论语》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这说明《鲁论》在文字上接近于《齐论》而不同于《古论》。这也是由扶卿根据《齐论》所做的改造。另外，扶卿在改编过程中很可能有所增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这表明《古论》本来有关于孔子弟子籍贯的内容。今本《论语》不存，或许由扶卿删削所致。
如上所言，孔安国在“教鲁人扶卿”时已将《古论》改写为今文。经孔氏改写成今文的这部《论语》，我们只是从版本系统上仍称之为《古论》，但从文字的角度看，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今文本的《论语》。既然如此，扶卿为什么还要对它进行改编呢？这就牵扯到孔安国所整理的那批古文书籍的命运。《汉书·艺文志》载：“鲁共王环孔子宅，欲以广其官，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有些学者考证当为孔安国家人）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孔安国或其家人所献书中，当包括《论语》。因“遭巫蛊事”，所以“未列于学官”。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古论》自此被打入冷宫，以后如再争取立于学官，恐非易事。有鉴于此，安国弟子扶卿便巧为改编，以成《鲁论》，终于达到立于学官的目的。
由是观之，《鲁论》其实就是《古论》的传本。何晏《论语集解叙》以为“《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则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过，何晏接着说：“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这说明《古论》在东汉时曾又一度与《齐论》、《鲁论》并行于世。
四、其他《论语》本子及其流传
人们一般认为，汉代只有《古论》、《齐论》、《鲁论》三种《论语》本子的流传。事实上，除此之外，西汉还流传过其他《论语》本子，只是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
《汉书·艺文志》载：“《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传》十九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议奏》十八篇，《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显而易见，其中的《传》本来就是《论语》的别名，此书当为别种《论语》。而颜师古却以为此《传》乃“解释《论语》意者”，那是因为颜氏不知道《论语》有《传》的别称和别本《论语》的存在，故作望文生义之解。“传”是和“经”相对的。当时《论语》还不是经，只是传记一类，故解释它的书当然不可称为“传”。在《汉志》中，真正“解释《论语》意者”都称为“说”。如《齐说》和《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是分别解释《齐论》和《鲁论》的。值得注意的是“《燕传说》三卷”，从其书名看当有《燕传》其书，乃别种《论语》，流传于燕，而《燕传说》是其解说。
如果《传》是独立的一家，那么，《汉志》在这里一共列了十三种文献，为什么它却说“凡《论语》十二家”呢？其实，所谓《议奏》乃汉宣帝召集诸儒在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的汇集，当然不能算独立的一家。其他列有《议奏》者如“凡《礼》十三家”、“凡《书》九家”、“凡《春秋》二十三家”等，其《议奏》都不是独立的一家。
《论衡·正说篇》在谈到《论语》的流传情况时说：“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三十篇。”这说明曾有《河间论》的存在。
但是，具有明确记载汉代所见最早的《论语》不是以上各种本子，而是东汉赵岐提到的《论语》。他说：“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孟子题辞》）据此，汉文帝时就曾立《论语》博士。
对于这条记载，后人颇有怀疑。皮锡瑞说：“其言有可疑者。《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进者。’既云具官，岂复增置；五经未备，何及传记。汉人皆无此说，惟刘歆《移博士书》有孝文时诸子传说立于学官之语，赵氏此说当即本于刘歆，恐非实录。”[4]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秦代和汉初的博士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尽管暴秦焚书坑儒，严禁“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的思想在社会上传播，但“《诗》、《书》、百家语”等各种图书仍为博士官所典守。不过，秦时博士官并非教职，只掌管通古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汉书·百官公卿表》）至于教育，则是各级官吏的事情：“若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掌通古今”的目的在于议政，为秦王朝提供咨询。博士参加的最有名的一次议政是“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的御前会议。正是在这次祝寿会上，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焚书的建议，而博士淳于越“事不师古而能久者非所闻也”的建议倍受冷落。大概自此以后，博士们就很少参加议政了，以至于方士侯生、庐生说：“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史记·秦始皇本纪》）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完全继承了秦代的政治制度：“秦兼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书·百官公卿表》）当然，秦的博士制度亦为汉初所继承。《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都说：“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才。”何谓“具官”？《汉书》颜师古注曰：“谓备员而已。”可见，汉初的博士制度一如秦朝“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其职能只是管理典籍，“掌通古今”。这就是刘歆所说的“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汉书·刘歆传》）赵岐所言，亦当指这种情况。因此，刘、赵之说正相互印证，而以赵说为详，非如皮锡瑞所言“赵氏此说当即本于刘歆。”刘歆和赵岐所说的“置博士”，是说汉承秦制，设置博士，与“具官”亦无矛盾。从《秦始皇本纪》看，儒家经典《诗》、《书》与百家语皆置博士，汉初当皆承之（刘歆所说的汉初所新发现的诸子传说亦置博士，与此并不矛盾。）如此，则皮锡瑞“既云具官，岂复增置；五经未备，何及传记”的疑问可以休矣。当然，“《五经》”之名与《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武帝以后才有的：“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
自惠帝废除挟书律以后，一般民众当然就可以授生徒。因此，汉初博士如辕固、韩婴、董仲舒、孔安国等都曾授生徒，并不说明当时已改革秦以来的博士制度，使博士成为教职。《史记》、《汉书》、《儒林传》俱载：“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这才是博士成教职之始，时在武帝置五经博士以后。
据始皇长子扶苏讲，秦焚书之前“诸生皆诵法孔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这说明当时孔学仍为显学。《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这说明秦始皇时的七十位博士皆为齐鲁儒生，他们所职守的当然主要为儒家典籍。以此推论，“百家语”中肯定有作为孔子语录的《论语》。
事实上，不但汉初的博士制度承自秦，而且至少一部分皇家图书也承自秦。汉初萧何曾造石渠阁，以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其中当有曾为秦博士所典守的《论语》。它正是赵岐所说文帝时置博士的《论语》。由于当时的博士只“掌通古今”、“具官待问”，而《论语》为传记之类，不象经那样受重视，所以这部《论语》就没有在社会上流传，也无人传承，后即湮没。《论语》之受重视，当在武帝以后。这一方面由于它和《尚书》一起又重新发现于孔壁，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儒学热的时尚使然。
《论语》在秦代就为博士所典守，汉文帝时又置《论语》博士，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论语》之名早出。
五、《论语》的修订
汉代既然出现了若干种《论语》本子，并且从三《论》的情况看，内容又大同小异，这无疑会给人们的阅读使用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参照诸本将《论语》进行修订便成了必然趋势。从史料看，这在汉代至少发生过三次。
《论语》的修订本，历代学者们提到的是西汉张禹和东汉郑玄的本子。
张禹以《鲁论》为底本，同《齐论》相参校，并从后者吸收了一些内容：“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并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何晏：《论语集解叙》）；“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逐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隋书·经籍志》）对于这个过程，陆德明讲得更为详细：“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论》授成帝，后汉包咸、周氏并为章句，列于学官。”（《经典释文·叙录》）这就是说，当时的《鲁论》（即“张、包、周之篇章”），已由张禹吸收进《齐论》之善。人们之所以仍称之为《鲁论》，那是因为它的主流和基础仍为《鲁论》。
郑玄亦以《张侯论》为底本，参校以《齐论》、《古论》二本：“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何晏：《论语集解叙》）；“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隋书·经籍志》）；“郑玄校《鲁论》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经典释文·叙录》）。郑玄时《张侯论》盛行于世，故郑氏所据的底本当为《张侯论》。因而《隋书·经籍志》说的“郑玄以《张侯论》为本”是确切的，而何晏“郑玄就《鲁论》篇章”、陆德明“郑玄校《鲁论》”之说，是由于《张侯论》的底本为《鲁论》之故。
其实，在《张侯论》之前，早有三十篇《论语》修订本的出现。《论衡·正说篇》：“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三十篇。”这部三十篇本的《论语》，才是可以考之的《论语》最早的合并本，它是综合校读《古论》、《齐论》、《鲁论》与《河间论》而成的。也许是由于它的影响太小或过早亡佚，所以各种目录书皆未著录；其合并者，王充只字未提，故无从知道。
何以知道这部三十篇本的《论语》早于《张侯论》呢？《论衡·正说篇》又说：“今时称《论语》二十篇”，而王充生活的时代在张禹和郑玄之间，可见他看到的是《张侯论》。但王充接着说这部三十篇本的《论语》“又失《齐》、《鲁》、《河间》九篇，”则是一种错误的猜测，因为《张侯论》是合并《齐论》、《鲁论》而成，非删削三十篇本《论语》而成。不过，这却证明，在王充看来，合并《古论》、《齐论》、《鲁论》与《河间论》的三十篇本《论语》，要早于《张侯论》。
这就是说，在三十篇《论语》修订本之后，张禹才将《论语》修订成《张侯论》；其后郑玄又在《张侯论》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并为之注，这就是今本《论语》的直接来源。
四种《论语》修订为三十篇本《论语》的原则是删同存异。本来《齐论》二十二篇、《鲁论》二十篇，为什么王充说“《齐》、《鲁》、《河间》九篇”呢？我认为，它既非指三书之和是九篇，也非指三书各九篇，而是指三书与《古论》相异或多出的（如《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两篇）共九篇。这样，删同存异，共得三十篇。
不但三十篇本《论语》，而且后来张禹和郑玄的修订本，对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资料，也遵循了删同存异的原则。这从《史记》对《论语》的征引可以得到证实。《史记》，尤其其中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两篇，大量引用了《论语》中的资料。如上文所言，《史记》正引自《古论》。司马迁为武帝时人，而两种今文《论语》宣帝时才出现，他自然无从见到。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所征引的《古论》的资料。大多保留于今本《论语》。这足以证明，张禹和郑玄在修订《论语》时，他们认为重要的资料，也遵循了删同存异的原则。
至于那些张禹和郑玄认为不重要或不合自己心意的资料，他们都径行删掉，所谓“删其烦惑”。这首先可以从《齐论》的《问王》、《知道》两篇的被删除得到证实。另外，司马迁说：“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弟子列传》），这说明《古论》曾记载过孔子弟子的籍贯，并成为司马迁撰写《仲尼弟子列传》的根据。而这些“弟子籍”，在今本《论语》中荡然无存，显然是被郑玄删去了。
原则虽是删同存异，但具体做起来，也会时有失误，以至留下今本《论语》章句重复的现象。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为《学而》和《阳货》两篇所共载。据崔述统计，象这种情况有十条之多。这是因为这些资料为两种或三种《论语》所共载，而未及删除。
由于张禹“本受《鲁论》”，郑玄也“校《鲁论》以《齐》、《古》”，他们都以《鲁论》为《论语》版本的正宗；而《鲁论》是二十篇，所以他们都拘泥于二十篇之数，削足适履，把其合并本定为二十篇，所谓“从《鲁论》二十篇为定”，从而没有象三十篇本《论语》那样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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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亦在王先谦《汉书补注》中读到：“《鲁恭王传》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好治宫室，二十八年薨，不得至武帝末。《论衡》以为孝景时，是也。”
[2] 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
[3]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8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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