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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及其流传

和许多先秦古籍一样,《论语》经过秦火和战乱曾一度失传,至汉代复出现若干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 

《古论》、《齐论》和《鲁论》是今本《论语》的前身。它们各是何时出现的呢?何晏《论语序》、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等文献在谈到三《论》时,都是先列《鲁论》、《齐论》,后列《古论》。这似乎告诉人们,《鲁论》、《齐论》先《古论》而出现。这种观念亦为许多有关著述所接受。事情恐非如此。 

关于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经传的时间,据《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鉴于《汉志》的权威性,这种看法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论衡》关于此事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案书篇》云:“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这和《汉志》的说法基本相同。而《正说篇》却说此事发生在景帝时:“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这两种说法必有一误。 

看来,如欲弄清真相则有必要参照鲁恭王的生平。《汉书·鲁恭王传》载:“鲁恭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二十八年薨。……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必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据此,鲁恭王在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为王,在位二十八年,即死于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武帝在位共五十四年,而元朔元年乃其在位的第十三年。也就是说,鲁恭王在武帝初年就去世了,不可能在武帝末年坏孔子宅。另外,“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的“初”字亦甚可玩味。恭王在位二十八载,而在武帝时期只活了十三个年头,故坏孔子宅之事如发生在武帝时期不可谓之“初”。这个“初”字表明,坏孔子宅事肯定在景帝年间。故当以《正说篇》为是,而《案书篇》“孝武皇帝”当为“孝景皇帝”之误,《汉志》“武帝末”当为“景帝末”之误[1]。 

《齐论》和《鲁论》出现的时间,历史上缺乏明确的记载。有人认为,这两种今文本的“出现和传播,都在景武之际。在这以前,西汉人的著作中间,还没有见到直接引自两种《论语》的。现存最早引用的例证,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而董仲舒在景帝时任博士。他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因此,他据以引证的版本当为《齐论》。司马迁著《史记》,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可是《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大部分都见于《论语》。因此,要说它的传世结集本始见于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大概离事实不远。”[2] 

遗憾得很,在我看来,这种论断大概离事实颇远。首先,关于汉代经学今古文派之分。清人皮锡瑞早就指出: 

孔氏与伏生所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示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迭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3] 

由是观之,刘歆以后才逐渐形成今古文两派经学的对立,在此之前,今古文只是文字的不同,并不是学派门户的区别。因此,董仲舒“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与他所征引的版本是否为《齐论》的问题,实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诚如皮氏所说,“孔氏与伏生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事实上,孔安国不但曾将《古文尚书》“以今文读之”,而且亦曾将《古论语》“以今文读之”。何以见得?《经典释文·叙录》云:“《古论语》,……孔安国为传。”《隋书·经籍志》承其说:“《古论语》,……孔安国为之传。”《论衡·正说篇》更说:“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孔安国既然传授《古论语》,他当然是将其改为通行的今文进行传授的。从《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看,董氏所引孔子语的确有许多见于今本《论语》,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怀疑其来源为孔安国传授的《古论语》呢?董仲舒卒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武帝时期生活了三十年。也就是说,他死前《古论语》已发现了至少四十年左右。这期间,已被孔安国改为今文的《古论语》在社会上流传并为董仲舒所征引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孟子》所引孔子语已有多条见于今本《论语》(参见下文),而今本《论语》的前身便是三《论》,所以称现存最早征引《论语》的例证见于《春秋繁露》,甚为不当。 

至于《史记》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则无疑是来自《古论》。《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司马迁也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当然包括《古论》。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更明确指出:“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这里“论言弟子籍”的“孔氏古文”当然为《古论语》。因此,以“《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大部分都见于《论语》”来推论两种今文本《论语》的传世结集始见于公元前二世纪中后期,我期期以为不可。另外,从上段引文看,不可以说《史记》“没有直接提到《论语》其书”。 

事实上,两种今文本《论语》是在宣帝时才出现的,上距发现《古论》至少七十年。第一,现存最早的目录书《汉书·艺文志》的书目划分为若干类,每类之中一般以时代先后排列。其《论语》类首列《古论》,次列《齐论》和《鲁论》,这已经透露出《古论》早于《齐论》和《鲁论》的消息。第二。西汉是经今文学大盛的时期,如果在宣帝之前出现两种今文《论语》,就会早被列于学官,至少会有传人,但各种文献均无这方面的痕迹。第三,《汉志》说,《古论》和《鲁论》的篇数分别为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而《论衡·正说篇》又说:“至昭帝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两相对照,显然这“二十一篇”即《古论》。从“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的情况看,宣帝所见的仍为《古论》。这也说明,当时孔安国《古论语》今文本的流传还非常有限。由此可知,至少在宣帝“下太常博士”之前,还没有出现两种今文本《论语》。第四,据《汉志》记载,传《齐论》的有王吉、宋畸等,传《鲁论》的有夏侯胜、萧望之等,而这些人都是宣帝时人。如王吉是宣帝时的博士谏大夫,宋畸是宣帝时的詹事、少府,夏侯胜是宣帝时的太子太傅、博士,萧望之也是宣帝时的太子太傅。这说明,《齐论》和《鲁论》在宣帝时已经出现了,时间当在宣帝“下太常博士”之后。可惜的是,宣帝是在何时“下太常博士”的,已无从确知了。“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或许是促进两种今本文《论语》出现的重要原因。 

《齐论》、《鲁论》既然在宣帝时才出现,则董仲舒、司马迁辈自然无缘见到。这进一步证明他们必定引自已经被孔安国改写成今文的《古论语》。 

那么,三《论》的版本来源如何呢?人们一般认为它们分别出自三个不同的祖本。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自古以来,许多人注意到了三《论》的区别。就篇数而言,《汉书·艺文志》载《古论》二十一篇,其中有两篇《子张》(而如淳在注中却说“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齐论》二十二篇,多了《问王》、《知道》两篇;《鲁论》二十篇。就章句而言,何晏在《论语集解叙》中说:“《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章句颇多于《鲁论》。”就篇次而言,何晏在该文中还说,《古论》“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就行文而言,桓谭在《新论》中以为:“《古论语》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这只是指同一条文献三书共载而行文有别,至于章句与篇数的多少就很难用文字的异同作比较了)。 

是否就可以因此断定三《论》各有所本、出于不同的来源呢?回答是否定的。我更倾向于它们有两个源头,出于先秦时期的两个《论语》本子。《齐论》出于一个《论语》祖本,《古论》出于另一个《论语》祖本,而《鲁论》则是《古论》的改编本。 

从内容上看,我们知道,今本《论语》乃“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何晏:《论语集解叙》),亦即以《鲁论》为底本,综合三《论》而成的。原来的三《论》各有多少内容,是什么样子,已无从确知了。值得庆幸的是,《隋书·经籍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古论语》,……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无独有偶,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提供的《论语》辑本情况正与此相印证。从马氏的辑本看,《古论》与今本《论语》内容基本一致,只是略少一点,由此可知,《古论》与作为今本《论语》底本的《鲁论》出于同一来源(今本《论语》综合三《论》,其内容较多是在情理之中的。)不过,马氏所辑的《齐论》内容很少,当然也基本上见于今本《论语》。因此,我们不好确定它与《鲁论》是否出于同一来源。但是,如果对照一下《齐论》与《古论》,就可发现其差别是相当大的。如《齐论·里仁篇》共辑出两条资料(“无适也,无莫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不见了《古论》,可见它们的版本来源不同。既然《齐论》与《古论》的来源不同,当然它也与《鲁论》的来源不同。 

从篇数看,《古论》与《鲁论》虽然分别为二十一篇和二十篇,但只是分合的不同,没有本质差别。不过,何晏《论语集解叙》说:“《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如淳亦说《古论》“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古论》分了《鲁论》的《尧曰篇》。这恰恰把次序搞颠倒了。既然《古论》早于《鲁论》,则当为《鲁论》的《尧曰篇》合并了《古论》的《尧曰》、《子张》两篇。班固称《古论》有两《子张》,正表现了《古论》古朴、原始的风貌;而《鲁论》的合并,却暴露出其对《古论》改造、雕琢的痕迹。至于如淳把《古论》的后一个《子张》称为《从政》,则是对《古论》原始性的理性解释。因而,《古论》与《鲁论》的篇数是一致的,它们出于同一来源。但是,《汉志》说《齐论》有二十二篇,并指出多出了《问王》、《知道》两篇。可见它与《古论》、《鲁论》的篇数有较大差异,它们出于不同的来源。 

另外,《齐论》出现于齐,《古论》和《鲁论》都出现于鲁,亦可作为三《论》出于两个来源的旁证。 

既然《鲁论》与《古论》属于同一来源而晚出,它显然是以《古论》为底本进行改编而成了。其改编者是谁呢?《论衡·正说篇》云:“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孔安国所教的当然是《古论》。但《汉书·艺文志》又说:“传《鲁论语》者,……鲁人扶卿”。看来,鲁人扶卿既是《古论》的传人,又是《鲁论》的传人。据此,我认为这个扶卿就是将《古论》改编成《鲁论》的人。 

扶卿对《古论》的改编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订篇数。将《古论》的二十一篇改为二十篇。《古论》有两个《子张》篇,容易发生混淆,所以扶卿便将后一《子张》篇合并到《尧曰》篇,以成二十篇之数。其次,调整篇次。何晏《论语集解叙》云:“《古论》……篇次不与齐、鲁《论》同。”这说明,《鲁论》在篇次上与《齐论》较接近甚至相同而与《古论》差别较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扶卿根据《齐论》所做的改造。扶卿之所以以《齐论》为参照,大概因为其时《齐论》较流行。这也说明《鲁论》稍晚于《齐论》。再次,修改文字。桓谭《新论》云:“《古论语》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这说明《鲁论》在文字上接近于《齐论》而不同于《古论》。这也是由扶卿根据《齐论》所做的改造。另外,扶卿在改编过程中很可能有所增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这表明《古论》本来有关于孔子弟子籍贯的内容。今本《论语》不存,或许由扶卿删削所致。 

如上所言,孔安国在“教鲁人扶卿”时已将《古论》改写为今文。经孔氏改写成今文的这部《论语》,我们只是从版本系统上仍称之为《古论》,但从文字的角度看,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今文本的《论语》。既然如此,扶卿为什么还要对它进行改编呢?这就牵扯到孔安国所整理的那批古文书籍的命运。《汉书·艺文志》载:“鲁共王环孔子宅,欲以广其官,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有些学者考证当为孔安国家人)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孔安国或其家人所献书中,当包括《论语》。因“遭巫蛊事”,所以“未列于学官”。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古论》自此被打入冷宫,以后如再争取立于学官,恐非易事。有鉴于此,安国弟子扶卿便巧为改编,以成《鲁论》,终于达到立于学官的目的。 

由是观之,《鲁论》其实就是《古论》的传本。何晏《论语集解叙》以为“《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则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过,何晏接着说:“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这说明《古论》在东汉时曾又一度与《齐论》、《鲁论》并行于世。 



四、其他《论语》本子及其流传 



人们一般认为,汉代只有《古论》、《齐论》、《鲁论》三种《论语》本子的流传。事实上,除此之外,西汉还流传过其他《论语》本子,只是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 

《汉书·艺文志》载:“《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传》十九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议奏》十八篇,《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显而易见,其中的《传》本来就是《论语》的别名,此书当为别种《论语》。而颜师古却以为此《传》乃“解释《论语》意者”,那是因为颜氏不知道《论语》有《传》的别称和别本《论语》的存在,故作望文生义之解。“传”是和“经”相对的。当时《论语》还不是经,只是传记一类,故解释它的书当然不可称为“传”。在《汉志》中,真正“解释《论语》意者”都称为“说”。如《齐说》和《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是分别解释《齐论》和《鲁论》的。值得注意的是“《燕传说》三卷”,从其书名看当有《燕传》其书,乃别种《论语》,流传于燕,而《燕传说》是其解说。 

如果《传》是独立的一家,那么,《汉志》在这里一共列了十三种文献,为什么它却说“凡《论语》十二家”呢?其实,所谓《议奏》乃汉宣帝召集诸儒在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的汇集,当然不能算独立的一家。其他列有《议奏》者如“凡《礼》十三家”、“凡《书》九家”、“凡《春秋》二十三家”等,其《议奏》都不是独立的一家。 

《论衡·正说篇》在谈到《论语》的流传情况时说:“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三十篇。”这说明曾有《河间论》的存在。 

但是,具有明确记载汉代所见最早的《论语》不是以上各种本子,而是东汉赵岐提到的《论语》。他说:“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孟子题辞》)据此,汉文帝时就曾立《论语》博士。 

对于这条记载,后人颇有怀疑。皮锡瑞说:“其言有可疑者。《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进者。’既云具官,岂复增置;五经未备,何及传记。汉人皆无此说,惟刘歆《移博士书》有孝文时诸子传说立于学官之语,赵氏此说当即本于刘歆,恐非实录。”[4]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秦代和汉初的博士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尽管暴秦焚书坑儒,严禁“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的思想在社会上传播,但“《诗》、《书》、百家语”等各种图书仍为博士官所典守。不过,秦时博士官并非教职,只掌管通古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汉书·百官公卿表》)至于教育,则是各级官吏的事情:“若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掌通古今”的目的在于议政,为秦王朝提供咨询。博士参加的最有名的一次议政是“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的御前会议。正是在这次祝寿会上,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焚书的建议,而博士淳于越“事不师古而能久者非所闻也”的建议倍受冷落。大概自此以后,博士们就很少参加议政了,以至于方士侯生、庐生说:“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史记·秦始皇本纪》)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完全继承了秦代的政治制度:“秦兼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书·百官公卿表》)当然,秦的博士制度亦为汉初所继承。《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都说:“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才。”何谓“具官”?《汉书》颜师古注曰:“谓备员而已。”可见,汉初的博士制度一如秦朝“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其职能只是管理典籍,“掌通古今”。这就是刘歆所说的“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汉书·刘歆传》)赵岐所言,亦当指这种情况。因此,刘、赵之说正相互印证,而以赵说为详,非如皮锡瑞所言“赵氏此说当即本于刘歆。”刘歆和赵岐所说的“置博士”,是说汉承秦制,设置博士,与“具官”亦无矛盾。从《秦始皇本纪》看,儒家经典《诗》、《书》与百家语皆置博士,汉初当皆承之(刘歆所说的汉初所新发现的诸子传说亦置博士,与此并不矛盾。)如此,则皮锡瑞“既云具官,岂复增置;五经未备,何及传记”的疑问可以休矣。当然,“《五经》”之名与《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武帝以后才有的:“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 

自惠帝废除挟书律以后,一般民众当然就可以授生徒。因此,汉初博士如辕固、韩婴、董仲舒、孔安国等都曾授生徒,并不说明当时已改革秦以来的博士制度,使博士成为教职。《史记》、《汉书》、《儒林传》俱载:“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这才是博士成教职之始,时在武帝置五经博士以后。 

据始皇长子扶苏讲,秦焚书之前“诸生皆诵法孔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这说明当时孔学仍为显学。《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这说明秦始皇时的七十位博士皆为齐鲁儒生,他们所职守的当然主要为儒家典籍。以此推论,“百家语”中肯定有作为孔子语录的《论语》。 

事实上,不但汉初的博士制度承自秦,而且至少一部分皇家图书也承自秦。汉初萧何曾造石渠阁,以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其中当有曾为秦博士所典守的《论语》。它正是赵岐所说文帝时置博士的《论语》。由于当时的博士只“掌通古今”、“具官待问”,而《论语》为传记之类,不象经那样受重视,所以这部《论语》就没有在社会上流传,也无人传承,后即湮没。《论语》之受重视,当在武帝以后。这一方面由于它和《尚书》一起又重新发现于孔壁,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儒学热的时尚使然。 

《论语》在秦代就为博士所典守,汉文帝时又置《论语》博士,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论语》之名早出。 


五、《论语》的修订 


汉代既然出现了若干种《论语》本子,并且从三《论》的情况看,内容又大同小异,这无疑会给人们的阅读使用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参照诸本将《论语》进行修订便成了必然趋势。从史料看,这在汉代至少发生过三次。 

《论语》的修订本,历代学者们提到的是西汉张禹和东汉郑玄的本子。 

张禹以《鲁论》为底本,同《齐论》相参校,并从后者吸收了一些内容:“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并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何晏:《论语集解叙》);“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逐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隋书·经籍志》)对于这个过程,陆德明讲得更为详细:“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论》授成帝,后汉包咸、周氏并为章句,列于学官。”(《经典释文·叙录》)这就是说,当时的《鲁论》(即“张、包、周之篇章”),已由张禹吸收进《齐论》之善。人们之所以仍称之为《鲁论》,那是因为它的主流和基础仍为《鲁论》。 

郑玄亦以《张侯论》为底本,参校以《齐论》、《古论》二本:“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何晏:《论语集解叙》);“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隋书·经籍志》);“郑玄校《鲁论》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经典释文·叙录》)。郑玄时《张侯论》盛行于世,故郑氏所据的底本当为《张侯论》。因而《隋书·经籍志》说的“郑玄以《张侯论》为本”是确切的,而何晏“郑玄就《鲁论》篇章”、陆德明“郑玄校《鲁论》”之说,是由于《张侯论》的底本为《鲁论》之故。 

其实,在《张侯论》之前,早有三十篇《论语》修订本的出现。《论衡·正说篇》:“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三十篇。”这部三十篇本的《论语》,才是可以考之的《论语》最早的合并本,它是综合校读《古论》、《齐论》、《鲁论》与《河间论》而成的。也许是由于它的影响太小或过早亡佚,所以各种目录书皆未著录;其合并者,王充只字未提,故无从知道。 

何以知道这部三十篇本的《论语》早于《张侯论》呢?《论衡·正说篇》又说:“今时称《论语》二十篇”,而王充生活的时代在张禹和郑玄之间,可见他看到的是《张侯论》。但王充接着说这部三十篇本的《论语》“又失《齐》、《鲁》、《河间》九篇,”则是一种错误的猜测,因为《张侯论》是合并《齐论》、《鲁论》而成,非删削三十篇本《论语》而成。不过,这却证明,在王充看来,合并《古论》、《齐论》、《鲁论》与《河间论》的三十篇本《论语》,要早于《张侯论》。 

这就是说,在三十篇《论语》修订本之后,张禹才将《论语》修订成《张侯论》;其后郑玄又在《张侯论》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并为之注,这就是今本《论语》的直接来源。 

四种《论语》修订为三十篇本《论语》的原则是删同存异。本来《齐论》二十二篇、《鲁论》二十篇,为什么王充说“《齐》、《鲁》、《河间》九篇”呢?我认为,它既非指三书之和是九篇,也非指三书各九篇,而是指三书与《古论》相异或多出的(如《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两篇)共九篇。这样,删同存异,共得三十篇。 

不但三十篇本《论语》,而且后来张禹和郑玄的修订本,对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资料,也遵循了删同存异的原则。这从《史记》对《论语》的征引可以得到证实。《史记》,尤其其中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两篇,大量引用了《论语》中的资料。如上文所言,《史记》正引自《古论》。司马迁为武帝时人,而两种今文《论语》宣帝时才出现,他自然无从见到。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所征引的《古论》的资料。大多保留于今本《论语》。这足以证明,张禹和郑玄在修订《论语》时,他们认为重要的资料,也遵循了删同存异的原则。 

至于那些张禹和郑玄认为不重要或不合自己心意的资料,他们都径行删掉,所谓“删其烦惑”。这首先可以从《齐论》的《问王》、《知道》两篇的被删除得到证实。另外,司马迁说:“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弟子列传》),这说明《古论》曾记载过孔子弟子的籍贯,并成为司马迁撰写《仲尼弟子列传》的根据。而这些“弟子籍”,在今本《论语》中荡然无存,显然是被郑玄删去了。 

原则虽是删同存异,但具体做起来,也会时有失误,以至留下今本《论语》章句重复的现象。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为《学而》和《阳货》两篇所共载。据崔述统计,象这种情况有十条之多。这是因为这些资料为两种或三种《论语》所共载,而未及删除。 

由于张禹“本受《鲁论》”,郑玄也“校《鲁论》以《齐》、《古》”,他们都以《鲁论》为《论语》版本的正宗;而《鲁论》是二十篇,所以他们都拘泥于二十篇之数,削足适履,把其合并本定为二十篇,所谓“从《鲁论》二十篇为定”,从而没有象三十篇本《论语》那样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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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亦在王先谦《汉书补注》中读到:“《鲁恭王传》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好治宫室,二十八年薨,不得至武帝末。《论衡》以为孝景时,是也。”

[2] 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

[3]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8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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