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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
交子，是北宋于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发行的货币。初始发明人为成都知府张咏。被认为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
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发行于北宋前期（1023年)的成都。 交子
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真正成为了纸币。
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
据清《续通典·食货》交子三年一届，始于宋代之铜钱与铁钱溷用而不便于携；迄神宗时，交子正式由官方所承认，即熙宁初年将伪造交子等同于伪造官方文书。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纸币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代使用的纸币，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从此，欧洲人了解了纸币。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著名的传世北宋“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
关于交子的起源，主要有五种说法。
1．交子起源于飞钱说，有以下诸家。朱契说：中国历史学家，向以交钞之制，始于唐之飞钱。刘厚滋认为飞钱是一种汇票，一曰飞子。其后买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乃渐成一种习惯上的通用货币。《宋史·食货志》下3会子条的开头说："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2．也有说交子由契券发展而来。彭信威说：大概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已经有纸币性质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的马殷时期（907～930年），在长沙铸乾封泉宝大铁钱，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指垛来交易，这岂不是和纸币的性质一样么？当时使用铁钱的地方很多，而四川比湖南还更厉害。四川正是最先使用兑换券的地方。
3．交子起源于柜坊说："日人野开三郎认为，中唐以后，货币经济益形发达，营金融业者之柜坊，益为社会所需要。其经济信用既渐增长，其票据的流通力遂亦愈大。同时商人皆感现钱交易之不便，竟以现钱存入柜坊而换用票据，于是票据乃与现钱同时流通于市面。而柜坊之性质，亦由财物保管者，进为票据发行者。柜坊初起于长安，后经五代及宋，渐次波及各地，而尤以益州为甚。此票据的流通，及金融机关的发达，乃交子的前提。交子的发达即票据流通的延长，而主发交子之铺（亦称交子户）盖即由柜坊性质而来者也。
4．李顺起义，停止铸钱，因钱少而产生交子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云："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本无眉州，有雅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据此加藤繁认为，李顺作乱后，蜀罢铸钱，民间私造交子。为此，
5．交子是由钱重而促使发展起来的。彭信威说：到了宋代，四川以铁钱为主，大的每千钱二十五斤，中等的（应系折二钱）十三斤，这对于商旅是一个很大阻碍。而且铁钱的不便，不只在其每枚钱体积之大和份量之重，还在其每枚钱购买力之小。譬如宋初四川所行的铁钱，也有小平，每枚重一钱，可是其购买力低，一匹罗要二万个钱，有一百三十斤重，所以纸币的产生于四川，不是偶然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届交子发行1 256 340贯，备本钱360 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纸币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代使用的纸币，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介绍了我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从此，欧洲人了解了纸币。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最初交子由蜀地民间富商主持发行。《宋史·食货志》记载：“富民十六户主之。”在交子使用越来越广泛的情况下，交子具有了统一的面额和格式，慢慢为大家所接受并作为支付工具使用，从而具有了信用货币的特征，演变为铸币的符号，成为了真正的纸币。作为纸币的交子跟金银铜铁等铸币比，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没有铸币作支撑，其本身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因此，其流通功能的实现在于人们信任这一纸币能够代表实际的铸币，只要信用有保证，这一纸币就能够发挥其流通的功能而合理地存在下去。
然而信用的维持并不容易，一般人没有能力长期保证这一信用的存在。富商主持下的交子因为富商道德的丧失或者经济条件的变化，不久就出现了“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的局面，从而导致纸币不能得到兑现，信用危机的出现，也就使交子无法由私人继续主持发行下去。于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在转运使薛田和张若谷的建议下，设立益州交子务，自二年二月发行“官交子”，交子的发行权从此转移到朝廷的手中。
北宋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成功，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来，其大致内容为：第一，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创立“兑界”的原因可能因为当时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第二，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第五，限定流通区域，开始时，“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
在早期封建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是比较谨慎的，纸币监管法律政策的出台也说明政府对纸币依赖信用的特性和易于仿造和滥发的弱点是有充分认识的，这套金融监管体系和措施应当说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交子”的顺利流通。
然而封建政府往往不能有效地控制纸币的发行量，当出现政府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政府往往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公信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最终造成通货膨胀，从而使纸币丧失了信用，也就变成了废纸，北宋交子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
官府发行纸币，有时竟没有准备金，比如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交子六十万贯，以支付粮草费，无钞本。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发行数额，而大量超额发行。《宋史·食货志》载，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可见，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总量的数倍，甚至导致成都地区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其结果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信用的丧失。
纸币的分界发行慢慢成为了“通货膨胀”的障眼法，因为每界发行新纸币，往往规定新币值旧钞一比几，比如元符年间(1098~1100年)换发时，新交子一缗要换回旧交子五缗，即新旧比价1∶5。
政府滥用信用，从而导致了交子成为其敛财的工具，交子没有了信用，也就丧失了流通的功能，从而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封建政府于是用更改纸币名称的办法来掠夺民间财富。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令诸路更用钱引”，把纸币定名为“钱引”，名称虽变，但其实质为敛财工具没变，甚至变本加厉了。大观元年(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这年的发行数“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也就是说发行量由一百二十万缗增加到二千多万缗。而且没有准备金，“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可见，价值一千钱的缗只能当钱十多个钱，纸币贬值是多么严重。
北宋交子的兴衰历程，对今天也是有借鉴的，政府的监管法制对于金融币制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纸币的发行和稳定，能够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对解决国家的一时之需有重大作用。政府毁坏了原有的金融法制，滥用了信用，其结局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体系的崩溃。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钱币界有人认为中国纸币的起源要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代宪宗时的“飞钱”。汉武帝时期因长年与匈奴作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在铸行“三铢钱”和“白金币”（用银和锡铸成的合金币）的同时，又发行了“白鹿皮币”。所谓“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每张皮币定值40万钱。由于其价值远远脱离皮币的自身价值，因此“白鹿皮币”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于流通领域，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只能说是纸币的先驱。“飞钱”出现于唐代中期，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则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纸币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纸币——“交子”的产生。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意义及作用简述：纸币比金属货币容易携带，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交子诞生地考证
过去的研究者曾认为，成都东门的“椒子街”应该是当时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因为《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东门“椒子街”有这样的解释，“一说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尝设交子务于此。”
但是当地的货币收藏家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根据《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释：“北宋益州的‘交子铺’实为四川历史上最早的货币金融机构，而益州的交子务则是最早由国家批准设立的纸币发行机构。”显然，说纸币发行机构就是印制地，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诞生地。由于“交子”诞生已900多年，又无具体的实物考证，只有从文献资料中查找。
早在3年前，货币博物馆的詹星就开始从历史典籍入手，查找“交子”的诞生地。他从图书馆找来《全蜀艺文志》，查到了元代费著的《楮币谱》中有一段文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增1员；掌典10人，贴书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铸匠2人，杂役12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
这说明官方发行的“交子”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净众寺，不过经过了900余年，现在的成都早已没有什么净众寺了，怎么找呢？后来，经过四川南充市的学者丁祖春的帮忙，詹星的查证又深入了一步，原来，净众寺最早建于东汉桓帝延熙年间，六朝时名为安浦寺，唐时名为净众寺，宋代换名净因寺，元末明初更名为万佛寺，明末张献忠进川后毁于战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为万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门通锦桥侧（现铁二局勘察设计院内）。
史学界一直认为，产生于北宋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南宋钱币博物馆馆长屠燕治解释，四川的地理闭塞，促使北宋时期出现“交子”，但“交子”不直接参与流通，商人从四川携带“交子”外出，仍然需要将“交子”再兑换成金银铜钱等货币进行交易。“交子”是有价证券，相当于现在的支票。到了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铜币的制造已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再加上南宋经济主要靠海外贸易，导致钱币大量流失海外，民间由此出现可以用于交易的“会子”，公元1160年临安府知府钱端礼率先统一由政府出面发行“会子”，随着他升任为户部官员，“会子”也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直到元朝，马可波罗才将纸币传播到伊朗，而后传到日本、高丽。直到500年后，即1690年，欧洲瑞典才出现纸币。
纸币的产生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经济发达的象征。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中，使用纸币的时间长达100多年，共发行“会子”近14亿贯，如果按照南宋当时1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的换算方法，相当于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纸币的重要用途由此可见。 在具体证据方面，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造会纸局，在赤山湖滨。”赤山，在苏堤第一桥西南，与玉岑山对峙，北连大麦岭，东接太子湾。而且800多年前的另一部古书《咸淳临安志》有一张现存最早的南宋《西湖图》，图中赤山教场与南山第一桥之间，清楚地标有“会子纸局”四个字，从中可以看出会子纸局的大致位置。它应是靠近杭州南山路、西山路和虎跑路三路交叉口的南山路以北一侧 。
据史料记载，宋代铜钱和铁钱并用，四川地区盛行铁钱，但铁钱极为笨重，例如买一匹马要用铁钱二万枚，重一百多斤，携带极不方便。宋真宗时，成都16家富户联合起来，共同发行“交子”，使用交子的人可向交子铺兑换现钱，每千钱扣除3%作为手续费。“交子”是四川地方俗话，也是票证、票券的概称，有交合之意，即“合券取钱”。这是我国使用纸币的开始。
我国最早出土的交子钞版早年流失国外，最初发表在《东亚杂志》，国内只有印版拓片图，图上无钞名，定性待考。上图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块交子印版的拓片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版材为铜质，版面为竖长形，长16厘米，宽9.1厘米。上半部刻着“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二十九个字，下半部刻有房屋、人物和成袋的包装物，以及3个人正在房屋外面空地上背运货物等图形。
中国学者最新研究发现，诞生于800多年前的世界最早纸币“交子”及其发行系统，可能是犹太人帮助中国创造的。
提出这一大胆结论的是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史专家邱石玉。而此前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交子”是金国灭掉北宋后留用的宋朝铸币官吏发明的。
“交子”又名“交钞”，首创于公元1154年，是世界上正式发行最早的纸币。由于这种纸币是以粗麻纸为原料，不易保存，到目前尚未发现实物；但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金代贞佑年间（公元1213年至1217年）的铜制“交钞”版，则是研究金代纸币的唯一实物资料。
邱石玉经考证发现，该铜钞版版面4边图案有明显的“翻叶”图形，而这种图形是犹太民族所独有，至今各国货币4边图案都多少受此影响。
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10世纪中叶，一批犹太人携带大批棉布自印度乘船到中国开展贸易，其中部分犹太商人沿大运河和汴河到达当时东方最繁荣的商业都市———北宋王朝的首都汴州（今开封市）。公元12世纪中期，由中国北方游猎民族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国灭掉北宋后占领了汴州。在与当地的犹太商人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女真人为犹太人在贸易和经营上的才能所折服，并在离开汴州时将这批商人带回现位于黑龙江省阿城市的金国首都上京城。
邱石玉说，正是这批犹太人帮助金帝国发明了纸币，改造了币制，并创建了由政府控制下的银行雏形。
据史料载，金帝国早在1141年就开始铸造铜币，但币质一般，极易仿制，一些地方官吏、富豪大量私下铸币，造成造币原料铜的短缺。在犹太人的帮助下，金帝国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全国流通纸币“交钞”，对缓解市场上铜币的短缺、调节物价和促进商品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1200年，同样在犹太人的帮助下，金帝国又以白银为铸材，正式铸成法定货币“宝货”投入流通，从而将中国上溯几千年、流通各朝、以称量计价的银锭，改铸成法定银币。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近代中国。
更令人惊讶的是，金代还出现了一种名为“行人”的行团组织。据史料记载，这种行团组织受金帝国政府市买司控制，专门从事货币流通兑付，调节银锭与铜币、纸币的兑换率，显然已是一种政府控制下的银行雏形。近年来，在从波斯到俄罗斯滨海地区广大范围内均发现有金国货币，说明金国的贸易已相当发达。
另据邱石玉考证，元朝建立后，在官方文件多次提到，其接管的金国政府各部门，如税收、金融、贸易等，都有犹太人在主持工作，并称：“他们可能无所不能。”
犹太人为金帝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公元1161年，金代开明君主金世宗恩准在开封为犹太人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犹太教堂，并赐御笔“一赐乐业教”
宋朝经济
The Song Dynasty - Economy, industry, and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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