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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台海危机

程惠丽 

纵观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整个过程,毛泽东和周恩来实行的是“一手打炮,一手谈判,一武一文”,进行“武力侦察”和“外交侦察”合作的策略。 

1958年8月23日的万炮轰金门,令蒋美始料不及。蒋军的金门补给中断,美国也陷入了困境。由于蒋美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不包括金马,协防金马没有理由,反而会引起中美战争的危险。但一旦国民党当局失去这些岛屿,就会导致台湾防御体系的瓦解。这两种情况,美国都是不希望看到的。为此美国当局采取一种“战争边缘”政策,即在台湾海峡大肆炫耀武力,进行战争恐吓,妄图使大陆罢手。 

面对美国的战争恐吓,毛泽东决定,自9月4日起停止炮击3天,以观各方的反应。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领海的声明:宣布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我国领空和领海,并以炮火进一步封锁金门马祖,不给美国以协防的借口。 

但美国当局无视中国的这一声明。9月7日,美蒋海军组成的联合舰队对运输舰进行护航,试图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美国军舰配置在海上编队的两侧,把国民党的军舰和运输船夹在中间。 

美国人给毛泽东出了一道难题。如果不打,宣布的领海宽度等于白说;如果打美舰,中美之间将越过战争边缘,兵戎相见。于是,毛泽东决定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当我军以密集的火力攻击蒋舰及运输船只时,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调头向领海之外跑去。毛泽东一下子摸到了美国的底牌,虽然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条约是有一定限度的,美国并不想越过战争边缘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武戏文戏一起唱,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毛泽东、周恩来从战略的高度,将炮击金门这一军事行动和外交斗争结合起来。9月6日,周恩来授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的声明,表明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同时指出,既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9月4日的声明中隐约提到了“愿意进行和谈”,中国政府将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会。周恩来亲自领导了这次会谈。他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指示我方代表王炳南“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即在美国不正面回答我方提案而继续主张停火的情况下,提出坚决要求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以缓和消除目前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反建议。这个反建议确定了中美谈判的原则,扭转了被动的局面,毛泽东高度评价说:“我们的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态度。”随后周恩来组织了一个配合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大规模的行动,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这是周恩来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舆论配合外交,以宣传促进会谈的策略。 

在这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保持对金门强大的压力。同时,在华沙同美国谈判,进一步摸底。经过几个回合的实战和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美国要保住台湾,但不一定要保住金马,美国有可能企图放弃金马以换取中国承认美国在台湾的存在。 

果然,美国见其武力未奏效,而为蒋介石护航会冒很大的风险,大量兵舰集结台湾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很有影响,并且国内人民越来越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美国开始调整对台政策。 

9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答记者问的声明中说:“我们没有保护沿海岛屿的任务法律义务,我们不想承担任何义务。如果美国认为放弃这些岛屿不会对保护台湾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我们就不会考虑在那里使用部队。”这就是说,美国对金马的政策由“协防”转为“脱身”,以换取长期占领台湾的合法化。对于杜勒斯的谈话,蒋介石十分恼火,10月1日公开拒绝了这次谈话。一个想拼命脱身,一个又赖在那儿不走,美蒋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化和公开化。 

针对美蒋矛盾的激化,毛泽东和周恩来权衡利弊,适时主动调整策略,炮战进入高潮阶段。这也是毛周合作精彩之笔第二。毛周将原定封死金马、逼蒋撤退或打到一定程度相机登陆解放金门的方针,改为采取暂不解决金门问题“保留金、马(祖)在蒋军的手中”的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毛周提出了“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的策略。 

9月22日,周恩来致电巡视江南的毛泽东,请示关于军事斗争的最新方针,建议“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的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
下午,毛泽东回电予以肯定。 

对于这一别出心裁的方针,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的。 

10月1日起,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台湾海峡的局势和对策。会上,周恩来对形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他指出,杜勒斯的谈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台湾,要我们不用武力解决台湾的问题。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反攻大陆”的计划,从金门马祖撤退。杜勒斯的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美方的底牌的情况是一样的。接着毛泽东说,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的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的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手段。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要求美国救援,美国人就紧张,担心蒋介石给他闯祸。对于我们来说,不收复金马,并不影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反之,如果我们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筹码,事实上形成了两个中国的局面。 

会上大家讨论了毛泽东的设想,同意毛泽东的方针。毛泽东最后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金马留在蒋手中。可以看出,1958年台海危机的两个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策的形成和运转过程,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策划和组织的。


在这一历史事件的结尾,毛泽东创造性地以两告台湾同胞书的文告和打政治仗的策略收场。10月6日和10月23日,毛泽东两次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写了《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两篇文告,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径和阴谋,划清了中美之间和国共两党之间的界限,在台澎金马军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同时,文告规定双日不打,单日打,就是单日打炮,也不打阵地和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后来发展到每逢年节,对金门停止打炮3天。对于这一特殊的“对话”,蒋军心领神会,以同样的方式办理。这样,海峡两岸的领导人之间心照不宣,共同抵制美国企图在台湾海峡画线使台湾和大陆分离的阴谋。在10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以绞索政策击败美国的脱身政策。留蒋在金马,拖住美国,反对美国用金马换台湾的要求。 

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苏联作为举足轻重的一方,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9月5日晚,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说明了中国的意图只是惩罚国民党军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而不是马上解放台湾。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政府调整政策之后,周于10月14日接见苏大使安东诺夫,指出中国的方针是“宁予家奴,不予外人”,将金马留在蒋的手中。了解中国的态度后,苏联在此次危机中给予中国较大的外交支援。赫鲁晓夫3次致信艾森豪威尔,促进了中美大使会谈,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在同美国抗争过程中的底气。总的来说,1958年中苏双方关系是良好的和正常的,彼此间存在的问题和争议降到了次要的位置。这对于中国政府解决台海危机是需要的和必须的。 

周恩来高度重视中间地带各方的态度和影响,妥善而周到地处理远东复杂关系。9月21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缅甸驻华大使、锡兰驻华大使和柬埔寨代表团副团长。9月25日,周恩来接见伊拉克人民友好访问团团长。在与各国大使的谈话中,周恩来表示了我国外交的严正立场。他将美国对我国的干涉和我们收复台湾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件做了严格的区分,指出“我们对沿海岛屿上的蒋军必须惩罚,解决台湾主权问题不能放弃”,而“美国的所谓停火政策”“是想扩大侵略”,“我们决不能接受,我们不能容忍它的武装力量在台湾地区,要他们撤走”。周恩来和大使们说:“我们首先要争取和平解决,但你打我也不怕,我也准备打。” 

在毛泽东发表两告台湾同胞书的同时,周恩来及时做台湾地区统一战线的工作。10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与曹聚仁谈话。这次谈话,周恩来将中国政府处理与台湾关系的基本原则,如何处理中国、台湾、美国的三角关系的基本立场全盘托出,希望曹及时转告台方。他强调:“美国企图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和他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中国政府调整政策之后,周恩来频频接见当时中台之间的两位信使(曹聚仁和章士钊),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 

总的来看,在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各扬其所长,密切配合,共同策划和组织了整个过程。即使在某些时候,毛泽东作为决策者周恩来作为执行者,处于承上启下地位的周恩来,其思想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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