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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研究

《尚书》是儒家经典中地位最尊的一部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文学、哲学、文化思想、神话、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其中所保存的天文、地理、土壤、物产等,也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最好资料。纷扰中国学术界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就是由于《尚书》和《左传》引起的,而伪古文《尚书》又是伪书中典型标本,然而历代帝王和士大夫都把其作为政治和伦理的典范,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清代学者阎若璩经过严密的论证,广征博引,从史实、典制、历法、地理、文体、文例、时代及语言风格等方面,列举出《古文尚书》作伪的128条确凿证据,逐一揭露其来源,将《古文尚书》及孔传为王肃所伪作一事铸成铁案。但清朝钦定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仍然将今古文混淆在一起,依旧在学术界流传。继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指出伪古文形成过程中的许多破绽之后,还有惠栋《古文尚书考》、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等,揭示出古文作伪的真相,考证了许多疑难问题。此外,尚有王念孙、王引之、吴大徵、孙诒让等学者,对《尚书》研究也颇多创获。尽管前人作了很多工作,但《尚书》的释读依然有不少困难。王国维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并说自己“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1]可见《尚书》研究的困难。

顾颉刚在南北各地大学开设《尚书》研究课时,发现《尚书》的内容涉及到全部古史,特别是儒家构建的古帝先王体系,设计理想的政治制度,树立道统中心。因此,《尚书》成为儒家五经中最尊的一经,成为牢笼百代的统治思想。他明白知道,要想清算古史,就必须攻破这一堡垒。但他也深知《尚书》研究之难,他说:“研究《尚书》,是经学中最困难的一件工作。这是因为时代隔得太远了,言语文字都经过许多变迁,历次的写刻又有许多伪脱改易之处,以致不能读懂的句子太多。又因古史的传说太纷歧,它受了外面纷歧的传说的影响,以致生出了许多葛藤,淹没了它的真相。但我们幸而生在清代学者之后,他们对于文法、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各方面都有深邃的研究,散见在各书。我们若能集合他们的研究的结果,加以我们对古史的见解,不难贯穿为一种系统的解释。”[2]又说:“《尚书》这部经典虽只二十八篇,不到二万字,但因它上起于商,中经两周,下终战国,既有古今字的不同,也有东西语法的不同,又有错字、错简的牵缠,所以必须集合语音、文字、训诂、语法、版本、历史、地理天文、历法诸学,方可说明其问题,挖掘其真相。其中每一个字都可以牵涉到几个问题,要全部讲通,便须研究好几万个问题。”[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顾颉刚进一步指出今文《尚书》28篇并非完全可信,《尧典》、《皋陶谟》和《禹贡》就是战国时儒生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所造的伪书。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古史系统,因此,他整理研究《尚书》的最终目的,是要认识古代的真面目,看清整个历史的环节,也即要打破其经典地位,恢复《尚书》的史料价值。

顾颉刚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开始研究《尚书》,1923年,在给胡适的信中,他提出了对今文28篇的看法:“先生要我重提《尚书》的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信,这事我颇想做。前天把二十八篇分成三组,录下:

第一组(十三篇):

  《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这一组,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

第二组(十二篇):

《甘誓》、《汤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金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洪范》。

这一组,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是东周间的作品。

第三组(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

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那时拟书的很多,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那些陋劣的(如《孟子》所引‘舜浚井’一节)都失传了。

但我虽列出这个表,一时还不能公布,因为第三组我可以从事实上辨他们的伪,第一组与第二组我还没有确实的把握把它们分开。我想研究古文法,从文法指出它们的差异,但这是将来的事情。

对于第三组,我想做两篇文字:《〈禹贡〉作于战国考》、《〈尧典〉、〈皋陶谟〉辨伪》。”[4]

他将今文《尚书》28篇按写作时间分成三组,分清真伪,其后的研究基本上是按照这一划分思路进行的。

1925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编的《尚书》讲义,搜集自汉代至近代研究《尚书》的主要各家之说62种,编为《尚书学参考资料》八册。30年代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开设《尚书》研究课,专门考辨《尧典》、《禹贡》等篇章,所编《尚书研究讲义》,分甲、乙、丙、丁、戊五种,做专题研究。此外,他又和顾廷龙合编《尚书文字合编》,搜集了《尚书》经文文字变迁资料,还主编《尚书通检》,按书中任何一字即可查到书中任何一句,为研究或阅读《尚书》提供方便,又编《尚书学讨论集》稿,全面抄录研究《尚书》的文章数百篇,并有编辑“尚书学”的志愿,为进一步研究《尚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5年,顾颉刚在《语丝》上发表《盘庚中篇的今译》一文,这是《尚书》译文之始。这项工作在学术界获得好评,朱自清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整理国故引起了古书今译,顾颉刚先生的《盘庚》篇今译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是要打破古书奥妙的气氛,所以将《尚书》里诘屈聱牙的这《盘庚》三篇用语体译出来,让大家看出那‘鬼治主义’的把戏。他的翻译很谨严,也够确切,最难得的,又是三篇简洁明畅的白话散文,独立起来看也有意思。”“这种翻译的难处在乎译者的修养,他要能够了解古文学,批判古文学,还要能够照他所了解与批判的译成艺术性的或有风格的白话。”[5]

顾颉刚研究《尚书》,有一套完整的规划,这从《尚书通检序》中可以看出来:“民国二十年(1931年),我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一门功课,第一期所讲的便是《尚书》各篇的著作时代,其中如《尧典》、《禹贡》等篇,因为出世的时代太晚了,所以用了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订它,已经很够。但到了《尚书》以下各篇,因为它们的编成较早,要考订它们著作的较确实的时代便很费事,这是使我知道不能单从某一方面去作考证的。因此我便有编辑《尚书学》的志愿。编辑的方法,第一是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沿误的文句有多少。第二是把唐以前各种书里所曾引用的《尚书》句子辑录出来,参校传本的异同,并窥见《逸书》的原样。第三是把历代学者讨论《尚书》的文章汇合整理,寻出若干问题的结论。第四是研究《尚书》用字造句的文法,并和甲骨文金文作比较,最后才下手去作《尚书》全部的考订。”[6]对于今古文问题,他也有极好的见解:“细心分析这些材料,再尽量拿别种材料做比较研究。第一步工作是探求这问题的来源及其演变。……第二步工作,是解剖其内容,知道其构成层次和是非曲直。”[7]

 对《尚书·尧典》的著作年代,顾颉刚从地理、意义、文辞、制度、疆域等方面,指出并非唐、虞时代之作品,而是汉人所作,证据有二:一是《尧典》中以“群牧”与“群后”并立,正与西汉初年郡县与封建并立之特殊制度相合;二是《尧典》中“肇十有二州”一语,为汉武帝立十三部刺史的反映,且朔方、南交都是秦汉时期北逐匈奴,南征百越,置朔方郡、交趾郡,地域扩张后的产物。他还定其作于汉武帝之时,理由有四:“其一为经传之篇目,其二为《史记》之收录,其三为西汉人之征引,其四为汉武帝之志愿及其时代潮流。”最后,他按先后次序,列举《尧典》本子有八:“(甲)孟子所见本;(乙)《论语》所引本;(丙)四岳九牧九官为二十二人本;(丁)《五帝德》所引本;(戊)《史记》所引本——即清儒自《伪古文》洗刷而出之本;(己)《伪古文尚书》析为《尧典》、《舜典》两篇本;(庚)姚方兴所上有‘曰若稽古帝舜’十二字本;(辛)《伪舜典》篇首续增‘浚哲文明’十六字本。”他指出《尧典》中所记郊祀、封禅、举贤良制、赎制、三载考绩制度等,都到汉时才有,说明它并非作于一时一人,而是历经数百年时间才完成的。[8]

顾颉刚认为《禹贡》是战国之世走向统一前夕由当时地理学家所作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他作《〈禹贡〉作于战国考》论文提纲:“(1)古代对于禹的神话只有治水而无分州;(2)古代只有种族观念而无一统观念;(3)古代的‘中国’地域甚不大;(4)战国七雄的疆域开辟得大了,故有一统观念;……九州之说得以成立,而秦始皇亦得成统一之功;(5)邹衍‘大九州’之说即紧接九州之说而来;(6)‘分野’之说亦由九州之说引起;(7)——(10)(按,皆考论九州州名);(11)所以考定《禹贡》为战国时书而非秦汉书之故。(1、禹尚是独立而非臣于舜;2、每州尚无一定的一个镇山;3、不言‘南交’。)”[9]但是儒家把它作为大禹时期的作品,以为是禹治理洪水奠定九州的纪录,把禹美化为继尧、舜后的平地成天的一个圣王,就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了。在《禹贡评注》中,他又论证《禹贡》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60年,作者是西北秦国人。徐旭生说顾颉刚“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在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把盘庚以前的时代叫作传说时代,以后的时代叫作历史时代。”[10]此外,为了更好地研究《禹贡》,他认识到应结合历史地理的研究来进行,因而创办了《禹贡》半月刊,成立了“禹贡学会”,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但是,也有学者对于顾颉刚《尚书》各篇年代的考订表示异议,李学勤说:“《尚书·尧典》篇中主要内涵可与甲骨刻辞四方风名印证,有古远的渊源。其所述四中星,据近年学者推算,颇能与唐虞时期符合,有天文学史方面著作推测‘其上下限当在距今3600年到4100年之间’(这是说它开始形成的年代)。”[11]邵望平则根据考古学文化区系的理论,把中国史前文化分成若干文化圈,以这些文化圈与《禹贡》讲的九州逐一对比,指出《禹贡》九州的划分,实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决不是凭空想像或杜撰。她说:“九州篇作者的视角是处于凌驾诸区系之上的中心位置的俯视角,其视野所记之贡品又反映了各区系的中国文明所做的贡献。同时也应注意到,作者的地理知识仅及于商末周初所知的‘天下’,远远未能达到战国时期的水平。‘九州’不是战国时代的托古假设,而有三代史实依据,‘九州’的存在与变迁应是战国诸雄分野的由来之一。”[12]

解放后,顾颉刚对《尚书·周诰》八篇进行研究,写作体裁分校、释、译、论四项,其内容和体例为:(一)本文;(二)注解集合各代人经说,每句取一家,作为翻译的根据;(三)译文根据注解,如非增字不可处则以符号标出之;(四)评论则主要说明此篇之真伪问题,指出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并提出篇中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以唐石经为底本,把各种古刻(汉、魏石经)和古写本(敦煌卷子本和日本古写本)逐一校勘,再选取古今人的注释,为之疏通贯穿,然后把全文分节标点,译成现代汉语,最后加上史实的考证和引用书说明的做法,既细致全面,又深入详尽。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翻译《尚书》,“首须从语言、文字、训诂、文法诸学入手,不但要总结前人,并须超过前人,因此必须研究甲文、金文及其他经典,尽量利用比较资料,方可做出较为妥帖的结论。此事已极不易,而各篇文字处处牵涉古史及古代制度,又须以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作解释,那就范围更光广,获得结论更难。”[13]1960年,顾颉刚着手进行《大诰译证》工作,把全文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校勘、解释、章句、今译四部分,下编为史实部分,将产生《大诰》这篇重要文告的历史背景,指出周公东征,使得周代的势力东至黄河,北至辽宁,南到苏南,把东方各族打得分散到东北、西北、东南各处。但此等大迁徙的史实,从《大诰》中是看不出来的,“为了弄明白当时的情形,只有用‘沙里淘金’的苦功夫,以最大的努力获得一些有限的结果,因为周初史料绝大部分都毁灭了,除了青铜器铭文外,惟有从春秋、战国的记载里寻取夹缝的资料;还不足,只得把秦、汉以下第三手的资料来补充”。因此这篇考证“集合二三千年中留下来的资料,加上七八百年中学者们不一致的讨论,组织成一个历史系统,希望对于周初史事的解决起一个相当的作用。”[14]他对这一工作很自信,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此次作《大诰译证》,以四年之力,易稿三次,成四十万言,不第在文字、训诂、语法各方面尽力搜讨古今人之著作,一一为之批判接受,并考证周初史事,以周公东征,东方民族大迁徙为中心,自信甚多新见,足揭三千年前之史实。”[15]有学者评价顾颉刚治《尚书》的计划“博大而又周密,在《尚书》学史上还没有过先例。”又说《〈尚书大诰〉今译》(摘要)“事实上大大超过了译述范围,可以说是对《尚书》力求进行总结性的整理工作,对二千余年来的《尚书》学力求作出新的估价。不仅他的校订、考释、训诂、译文有助于我们研究古史,他的别具一格的著作体例,也可以供我们参考。”[16]

顾颉刚接着在“史事考证”系列论文中,又对周公东征管、蔡、武庚及其相关事件作了细致考订,分《三监“人物”及其疆地》、《周公执政称王》、《三监及东方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和周公的对策》、《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康王以下的东征和北征》、《三监的结局》、《奄和蒲姑的南迁》、《徐和淮夷的迁留》、《祝融族诸国的兴亡》、《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等篇,将关系周王朝成败的重大历史事件清楚地考订出来,清理出周初民族大迁移的重要史实。在《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一文中,他利用《诗经》、《孟子》、《伪古文尚书·武成》、《韩非子》、《逸周书》、《史记》、《尚书》和青铜器铭文《盥鼎》、《小臣单觯》、《保卣》等文献和实物资料,说明周公掌握政权后,管叔、蔡叔散布谣言,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周公历时三年时间东征,叛乱平定后,殷商人民或流亡到东北,另建新国;或被迁到洛邑,受到管制;或分给新封的各国,作了奴隶。而“原居在东方的许多古国大量地被灭,人民一部分当了奴隶,一部分被迫迁徙,有的南迁到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的西迁到了遥远的汾水、渭水诸流域。”[17]

1965年,顾颉刚在日记封面页后面贴有一张用钢笔写的整理《尚书》工作的构想,可以说是他整理《尚书》的最后学术遗嘱:“尚书工作:1、高级型——尽集古今各家说,加以批判接受,注重考证工作,供专家之阅读及普及之根据。2、中级型——为高级型之简化,略略疏释其源委,供大学文史诸系学生(有读古书的必要的)之阅读。3、初级型——更就中级型加以简化,但举校勘、解释之结果而不疏源委,供一般人(没有读古书之必要的)之阅读。高级型——‘尚书译证’,分篇出版。中级型——‘尚书译注’,全书不超过五十万字,分两册出版。初级型——‘尚书今译’,全书不超过二十万字,合一册出版。最好先将高级做好而后做中级,中级做好而后做初级,如此则步步踏实,惟为时间所不许,故拟先做中级,供(作)初级之基础。初级先出,中级次之。高级则择一、二篇做出一个样子来,徐徐为之,此固非一人之业也。”[18]

1966年“文革”之初,顾颉刚仍在继续修改《大诰译证》的考证部分,他准备在透彻研究一个个问题的基础上,写出一部研究《尚书》的系统专著,为此,他作了读《尚书》笔记六册。1966年,刘起釪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协助顾颉刚完成《尚书》研究工作。为此他制定了“《尚书》学工作计划”:1、《尚书今译》——分三册:第一册自《尧典》至《微子》,凡十一篇,即《虞、夏书》与《商书》;第二册自《牧誓》至《雒诰》,为《周书》前半部,凡九篇;第三册自《多士》至《泰誓》,为《周书》后半部,凡十篇。此皆取二千余年来《尚书》各本及各家说,经批判而接受者,为予独断之学。每篇分校勘、解释、标点、翻译、评论五节。2、《伪古文尚书集辨》——取前代辨论伪《古文尚书》者集为一编,俾读者晓然于此一问题已成定案,且可移用此方法于其他伪书,为考订古籍开一大道。3、《尚书余录》——凡《尚书》佚文、《泰誓》、《书序》、《逸周书》中较可信据者若《商誓》、《世俘》、《祭公》、《度邑》、《尝麦》等篇,金文中关涉周代史事若《毛公鼎》、《散氏盘》、《盂鼎》、《忽鼎》等篇,汇为一册,俾与《尚书》作比较。4、《尚书学书录》——凡二千余年《尚书》学著作,不论存佚,悉加著录,并予批判,使后人便于研究。5、《尚书集解》——综合前人之说,加以分析,并批判其是非,为二千余年来《尚书》学之总结。6、《尚书文字合编》——集合汉石经、魏三体石经、唐石经、敦煌唐写本、日本古本、书古文训本,综为一编,保存古本真相。7、校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8、校点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此二种为昔人《尚书》学中最精之书,为之校点,不第不没其苦心精诣,亦示后学者以校勘、考据之门径。最后他说:“上列八种如皆能成书,则《尚书》一学蹊径大辟,化最难读之书为最易读。”[19]此外还有《尚书学史》、《尚书学论文选》、《尚书简注》、《金文选》等有关《尚书》的著述,但他担心自己神经衰弱,精神不振,希望派人相助。在刘起釪的协助下,顾颉刚陆续完成了《尚书》中《牧誓》、《盘庚》、《西伯戡黎》、《汤誓》、《微子》、《酒诰》、《多士》、《梓材》、《无逸》、《召诰》等篇的“校释译论”工作,撰成的文章陆续刊登在《中国史研究》、《历史学》、《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文史》等杂志上,并准备结集出版《〈尚书〉校释译论》一书。在此基础上,刘起釪又完成了《尚书评述》、《尚书源流及版本》、《尚书学史》、《日本的尚书学》、《古史续辨》等研究《尚书》著作。

顾颉刚做的以《尚书》、《逸周书》为史料考订上古时期的历史事实的工作,对研治先秦史的学者很有启发价值。如他在《〈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和评论》一文中,以刘歆引用的《古文尚书·武成》逸文与《逸周书·世俘解》相比较,从用语、历法、制度、史实上提出五条证据,肯定《世俘》即是《古文尚书》所亡逸之《武成》篇,为西周时代作品,是记载周武王伐纣的重要史料。他不仅从《逸周书》中发掘了一篇真《古文尚书》,把它详加校注,将错简重新整理次序,写为定本,使之文从字顺,而且把有关史事也考辨清楚,指出武王克殷时大量屠杀人民,掠夺财富,祭祀祖先和上帝的极度铺张和浪费,并开列了清单:杀人、征伐、禽御(车)、俘馘、狩猎、器物、祭牲等,推翻了武王在道统中的地位。他说:“它(《逸周书·世俘篇》)写出了武王克殷,以掠夺为目的,以武力镇压为其手段,他在两三个月中派兵遣将,用血腥的铁腕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建立一个新王朝,这是得到当时历史的内在最本质的真实,跟后来周人所宣传的人本主义的说法和战国诸子的‘仁政’理想以及许多唯心主义者的见解恰恰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20]

顾颉刚最后一篇研究《尚书》的文章是《〈尚书〉历代解释选录和补充》,[21]全文分(1)古代中国东西方语言的歧异及其同化;(2)古代西方语言中的语助词和倒装句;(3)古籍中假借字、歧义句和误写字的纠缠;(4)包围古典的圣道幻想;(5)《尚书》中积累的问题;(6)新型《尚书》解释的开始;(7)春秋战国时的《尚书》古文和《尚书》传;(8)《尚书大传》的两种体裁及其批判;(9)欧阳和大、小夏侯三家博士说所以分歧的原因;(10)汉初孔氏家藏的书传;(11)所谓孔安国作的《传》、《注》的牴牾;(12)《史记》中的《尚书》说和今、古文经学是否有关;(13)所谓《中古文尚书》和孔子壁《尚书》;(14)张霸的《百两篇》及其疑问;(15)《书序》即出于《百两篇》;(16)《书序》中不合历史事实的五例;(17)刘歆的《古文尚书》及其破绽;(18)所谓河间献王本《古文尚书》;(19)西汉五种《古文尚书》的小结;(20)杜林所传的《古文尚书》和《尚书》的古文说;(21)杜林本《古文尚书》改写为今文及其与古文的差异;(22)最侯一部《古文尚书》的出现和所谓孔安国《尚书》序;(23)伪《古文尚书》的定案;(24)伪孔安国《尚书传》的评价;(25)两宋的《尚书》新说和蔡沈的总结成果;(26)清代学者对宋学的排斥和实际承继;(27)近三百年中《尚书》学的名著;(28)我们选录历代解释和自己补充的四个标准;(29)解释《尚书》的困难问题和我们解释中存在的弱点;(30)《尚书》解释的前途展望等30个问题,条分缕析,基本澄清了二千多年《尚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后人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

顾颉刚研究《尚书》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他说:“目前正在争论西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我把《尚书》彻底翻译出来,即是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中的一个课题供给确实可靠的材料呵!”[22]的《尚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把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综合起来,组成一个研究体系;(二)根据广泛搜集的材料从事校释,吸收各方精华,丰富尚书学内容;(三)打破经学史上门户之见,择善而从,并以自己研究心得加以发展,不囿于一隅一格;(四)把各种问题的专门探索同《尚书》的一般研究结合起来,能使专门知识和特殊材料为校释服务;(五)能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以求全面具体地弄清楚《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脉络,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著作体系,为史学著作提出了一个新的体例。[23]他还从新发现的简册资料——武威汉代《礼经》(《仪礼》)九篇,考察汉世各家派的不同本子,因而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普遍认为他把《尚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杨宽说:“解放以来,顾先生长期努力于各篇今文《尚书》的校释研究。尽管清代以来学者作了很多校释,存在的问题还很复杂,学者对此很难掌握。现在顾先生这样做法,真正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见《尚书核诂序》)。这真是古史领域里的重大建设。不但便于学者充分运用《尚书》以建设商周史,还便于用《周书》与西周金文作比较研究。”[24]

由于问题太多,牵涉面太广,资料太繁,搜集、整理、积累、寻析这些资料和问题就耗去了其大半生时间,到开始坐下来准备写的时候,已经到了垂暮之年。他治学有一特点,就是写文章总要反复修改,且不说作成一文要易稿数次,即便写毕已发表之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得不少新材料,也要部分或全部重写。他想把所有的史料都搜罗无遗,所有的问题都彻底解决,因此每篇文章动辄几万乃至十几万字,以至于毕生未能写成一书。又遭逢十年动乱,中断了他正常的研究进程,以至计划远未完成,写至《殷遗民分三路移徙及唐、虞、夏之族与地试探》而搁笔,这是他思考数十年的问题,应该有许多成熟的看法,却因遭遇时代的动乱而没有机会写出,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如果顾颉刚的《尚书》研究最后写定,将给后人留下一个完整的样本,尽管如此,其重要部分都已写定,有的虽未写完,但已有初稿,可为后人“导夫先路”了。因此林甘泉说:“解放后,他(顾颉刚)脱离了一切干扰,专心致力于《尚书》研究,校勘、注释、翻译、评论,不仅对《尚书》字词作了疏证,而且对其每篇产生的历史背景也进行了细致考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可惜这一工作没有完成,只留下一些依据零星的考证整理而成的单篇文章,尚未形成体系,但这也是《尚书》研究一笔极为宝贵的遗产。”[25]

香港学者许冠三评价顾颉刚后期对《尚书》的研究是“历尽六十年的沧桑与曲折,他终能合疑古、辨伪、考信为一,在刘起釪先生的协助下,写出他一生最圆熟的谨严之作”,“不但会通了汉魏以后各类专家学说的精华,而且抉择准当,论断公允,其疏证之详明精确与绵密细致更在王国维之上。至于资料繁富,体例创新与双重证据配搭的挥洒自如,犹在其次。顾氏所以有此空前创获,关键仍在方法,文法语意演进观点的运用尤为成功。”他又说:“(顾颉刚)最后二十年的工夫,则完全以立为宗,已发表的《尚书》诸篇校释议论和待印行的《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造诣之高,无论就规模、见识、方法、资料与体例的全体或任何一方面看,已远在王国维的《尚书》研究之上。”[26]顾洪也认为:“他(顾颉刚)把《尚书·大诰》篇的整理当作‘学术的遗嘱’来作,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古文献和相关的‘传’、‘注’材料,采纳以清代学者为主的前人研究成果,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材料,从语言方面寻出头绪,译成今语,从历史方面探讨周公东征迫使东方少数民族大迁徙的史实,作成考证,为后人成功一个‘示范之作’,终于在1966年8月中旬完成了70万字的《大诰》译证。其中《周公东征史实考证》,系统地研究鸟夷族,确定尧与陶唐的传说起自济水流域,与舜的传说极近,尧、舜或为彼地两部落中之酋长,或为鸟夷族所崇奉之上帝或祖先,由是确定唐、虞、商均出于鸟夷,夏则有扈及顾亦是鸟夷。这些结论,使他40余年前考辨古史传说的设想有了一个归宿。”[27]

注释:

[1] 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见《王国维遗书》(一),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2] 顾颉刚:《讲授尚书学计划书》,见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38页。

[3] 顾颉刚:《祝融族诸国的兴亡——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六》,见《燕京学报》(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4] 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201-202页。

[5] 朱自清:《古文学的欣赏》,见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03页。

[6] 顾颉刚:《尚书通检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7] 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自序》,第28页。

[8] 顾颉刚:《〈尧典〉著作时代考》,见顾潮、顾洪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353页。

[9] 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200-206页。

[10]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2页。

[11] 李学勤:《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见《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12]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见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13] 顾  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93页。

[14] 顾颉刚:《〈尚书·大诰〉今译(摘要)》,见《顾颉刚集》,第250页。

[15] 顾  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95页。

[16] 李平心:《从〈尚书〉研究论到〈大诰〉校释》,见《李平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17] 顾颉刚:《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第395页。

[18] 顾颉刚:《尚书的版本与校勘》,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五),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5页。

[19] 顾颉刚:《〈尚书〉学工作计划》,见印永清辑《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279页。

[20] 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和评论》,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6页。

[21] 顾颉刚:《〈尚书〉历代解释选录和补充》,见《文史》第四十九、五十辑,中华书局1999、2000年。

[22] 顾颉刚:《虬江市隐杂记》第一册,见印永清辑《顾颉刚书话》,第27页。

[23] 白寿彝:《怀念顾颉刚先生》,见《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5页。

[24] 杨  宽:《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见《光明日报》1982年7月19日。

[25] 沈颂金:《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见《文史哲》2003年第2期,第21页。

[26] 许冠三:《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见陈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第534、539-540页。

[27] 顾  洪:《为创建中国现代史学奠立第一块基石》,见《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跋,第508—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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