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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

八佾第三

礼乐衣冠

首先,我们对本篇篇名作个简单的解释:八佾——“佾”与“仪”同音,如今在孔庙中拿羽毛,在祭孔典礼中所舞蹈的叫八佾之舞。用现代的名称,可说它是“文化舞”,代表古代文化的一种舞蹈。当时中央政府是周天子,天子举行国家大典,代表国家的精神,用作余兴的舞蹈,典礼开始的礼乐。八佾是八个人一排,共有八排;诸侯之邦,六人一排叫六佾。诸侯之下的大夫——大臣之家,用四人一排,共四排,叫四佾。这是固定的形式,周朝的礼乐、衣冠、文物等,都有周详规定。

那么,孔子为什么在这一篇里教起跳舞来了呢?不是的。这篇书的全部重心,以现代用语说,是代表了文化精神。他的内容讲“礼”。礼的根本,也就是孔子一生做学问之所在。只是因为当时写文章的习惯,而用了《八佾》这个名称做篇名。

“礼”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五经中《礼》这部书是不能不研究的,尤其因为它偏向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同时包括形而上宗教哲学的问题。但本篇是以过去的观念而言,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文化”这个名词,与过去的观念不同。过去的观念,文化偏重于人文——人伦的道理,即是伦理的道德,政治的伦理与社会的伦理。现在“文化”这个名词的含义,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教育、哲学、宗教等等归纳起来,成为文化的总体。因此,对于“文化”为一名词,古今定义的不同,为了讲书的方便,应该先有一个认识。我们说《八佾》这一篇全篇的精神在于文化,是切合古代所谓“文化”的定义而言的。第一篇《学而》,是个人求学的宗旨;第二篇《为政》,也就是为学的外用;第三篇是把个人的内圣为学,乃至于外用的为政,综合起来的文化精神,放在《八佾》篇中,这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即季家,当孔子时代,鲁国有三家权臣,即所谓权门,而且不是普通的权门,是可以动摇政权的权门。这三大家是孟孙、仲孙、季孙,国君都拿他们没办法,整个政权都操在他们手上,鲁国当时的国君就那么可怜。

季氏这位权臣,有一天高兴起来,在家里开家庭舞会,结果,玩出天子的味道来了。照规定他只能欣赏四人一排的舞蹈,他居然摆出八人一排的舞,完全天子的味道,要与中央抗衡,已经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有人把这事告诉孔子,孔子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照后世学者们的解释,好像孔老夫子听了这件事,大发脾气,握着拳头,敲响了桌子,厉声斥责道:假如这件事我们都能忍耐下去,容许他去干,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他季某去做呢?事实上,并不是后儒们所解释的这样,假如真是后儒所解释的一样,那么《学而》篇当中:“温、良、恭、俭、让”形容孔子的五个字里的“温”字,要用红笔打×了,孔子的修养就不行了。

很简单,《为政》篇不是刚说过孔子能不能先知的问题吗?其实孔子早已看出季氏的动向,所以有人告诉他季氏八佾舞于庭,在家里摆天子的排场时,孔子就说,这要注意!季家的野心不小,像这样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叛变、造反,他都会干的。孔子就以这件事断定,季氏将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说季氏竟然忍心做这些事。并不是孔子在那里发脾气骂人,这些很明显的文字,不必要故意转个弯来把它乱解释。

不但如此,那时社会变乱得很厉害,正如现在所讲的文化堕落。现在再看: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哪三家呢?就是这季氏三家权臣,他们不但眼里没有顶头上司的鲁君,连中央的周天子,他们也不放在眼里,结果不但在家里开舞会,摆出八佾之舞,还在家里宴客完了撤席时,奏起天子所用的国乐来。“彻”就是撤宴撤席,“雍”就是天子所用的国乐。他们三家权门,竟在家里奏天子所用的音乐于宴席之中。所以孔子引用古代的诗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央政府天子奏“雍”这支国乐的时候,天子站在中央,辟公(即当时的诸侯)站在两边拥护着天子,然后天子从中间走过。因为天子本身代表国家的精神,所以态度也非常庄严,绝不会左右乱看。而现在这三家权臣,拿了中央天子用的这种庄严的国乐到家里开舞会,真不知道他们用意何在?换句话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开始变坏,是由有权势的人所引导的。所以孔子非常感伤,接着感叹起来。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是孔子学问的中心,下面第四篇就专讲仁,这里暂时不去讨论他。上面几句话的意思说,一个人没有中心思想,“如礼何?”文化对他有什么用?文化是靠每一个人自觉自发,自省自悟的;文化不是法律,不能由他人来管的。所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自己不省悟,文化与艺术对他有什么用呢?这是孔子的感叹。

由于孔子对“礼”、“乐”的感叹,再转到: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

易也,宁戚。

林放这个人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讲过的,中国文化这个“礼”字,如果谈到根本,是哲学最高的问题,也是宗教哲学最高的问题。宇宙万有怎样来的?哪一天开始的?这个本体论,也就是礼的根本所在。所以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说,他这个问题太大了。孔子不跟他谈哲学,不谈文化的精神,只答复他关于礼仪的问题。孔子说礼仪的过分铺张就不合理,宁可简单隆重。办丧事太轻率了也不好,宁可取悲戚的态度。拿我们现在的情形来看,假如孔子现在还活着,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他不知要感慨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的礼恰恰与孔子讲的相反,礼不从简而从奢,越奢侈越有排场,丧事不从悲而从易,家人逝世了,送殡仪馆,火葬过后三天,又在家开舞会孔子当时对文化衰败非常感叹,因此他的结论: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过去所谓夷狄,就是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孔子的思想是以文化为中心,凡没有文化的,称为夷狄,因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四种族在当时是没有文化,非常野蛮。中国则称中夏、中原,是有文化的。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主、酋长。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精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无前例。所以对于文化重建的工作,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太重大了,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送掉。这是很重要的,像孔子在这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夏朝虽然亡了,成了历史的名词,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传下来,现在我们也还接受。譬如过年,我们喜欢过阳历年还是阴历年呢?凭心而论,还是喜欢过农历年。对阳历年,那是不得不过的。阴历年就是夏历,是夏朝留下来的文化。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的文化,还是夏朝的文化。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政权的存在而没有文化的精神,那有什么用呢?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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