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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 －从郭店简谈起
郭沂
一、引 言
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思想的著作虽不可胜数，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一书。人们对其他古籍中所保存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赝品。更有甚者，最近有人连《论语》的可靠性也提出质疑，认为“从逻辑上说”，“更合理”的推断是“所谓原始结集一事本属乌有”，“《论语》的结集，时间可能晚得多，不是在公元前五世纪，而是在公元二世纪的景、武之际”，而“今本《论语》诸章的宾主称谓很不一致，似可作这一推断的依据。”[1]如此看来，中华民族的圣人岂不成了虚无缥缈的幻影！
好在郭店楚墓竹简有助于打消这种疑虑。
《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对于这种说法，后人多持怀疑态度，以为这几篇不过是后人之假托。现在郭店竹简的出土，证明上述记载是完全可靠的。
首先，《缁衣》本身就是郭店竹简的一篇，足见其为先秦旧物。
其次，郭店竹简《大常》篇载：
是故君子衽席之上让而受幼，朝廷之位让而处贱，所宅不远矣。
这一段文字又见于《坊记》：
子云：“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
从行文看，《坊记》的文义比较完整，显然是《大常》引自《坊记》。这说明《坊记》的成篇早于《大常》。
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由考古学的证据看，郭店一号墓是战国中期后段的，其具体年代，可估计为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时间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更要早些。”[2]由此推断，更早于竹简《大常》的《坊记》，其著作年代正与子思生活的时代相吻合。
在这几篇中，《中庸》的一部分为孔子语，《表记》、《坊记》、《缁衣》全篇皆为孔子语。有些人虽然承认这几篇出自《子思子》，但认为其中的孔子语为子思所假托。其实，对此子思子本人早已交待得很清楚：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丛子·公仪篇》）
这句话出自《孔丛子》，此书不能看作伪书（参见下文），所记当有根据。鲁穆公所说的“子之书”当然指子思书。故这段文字一方面说明子思书的确包括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孔子语当时就被怀疑为子思假托，而子思早已予以驳斥。
我以为，沿着这些线索重新检讨一下《论语》的成书与流传以及其他文献中有关孔子的记载，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二、《论语》的结集
《论语》为先秦古籍，两汉学者多有记载，这在历史上本来没有疑问。如刘向说，《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论语序》引）；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子·艺文志》）；匡衡说：“《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王充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言行”（《论衡·正说篇》）；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增加了子游）；《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赵岐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孟子题辞》）。两汉学者去孔子未远，其说应该有相当的根据。各家的具体说法虽然不同，但认为《论语》为孔门弟子编撰却是非常一致的。这些孔门弟子当然都生活在先秦时期。就此来看，《论语》在先秦时期确已编辑成书。
其实，关于《论语》的成书，今本《论语》本身已经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子张听到孔子的谆谆教导，唯恐忘记，匆忙写在衣带上的情景跃然纸上。可见，孔子弟子确有作笔记的习惯，这正是日后孔门弟子们将所记孔子言行录结集成《论语》一书的基础。
从“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弟子共纪”、“七十子之畴”等字眼看，《论语》的编者肯定不止一人，而是一批人。至于具体是哪些人，多数学者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只有郑玄说系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所为，《论语崇爵谶》说系子夏等六十四人所为。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前者详于编者的名字，后者详于编者人数。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论语》的编撰者是仲弓、子游、子夏等六十四人。
但是，这场笔墨官司并没有从此结束，它继续吸引着后来的探索者。唐代柳宗元的《论语辨》认为：“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柳河东集》卷四）宋代的程颐在曾子弟子之外，又加上有子弟子，以为“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二子独以子称”（朱熹：《论语序说》引程子语）。沿着这条称谓不同的线索，宋永亨因《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出于闵氏（见《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这些说法也不无道理。
所以，对以上诸说应该结合《论语》本身综合加以考虑。在我看来，《论语》的编者应该是孔子的德行和文学两科的门人。
首先，从《论语》的内容看，顾颉刚先生早就指出：“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3]《论语》中的孔子“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只意味着《论语》侧重于道德修养，而不意味着孔子不关心政治，事实上孔子一生都在为他的政治理想而奋斗。据此，我们推断，《论语》一书的编者，一定是孔门德行科的弟子。
这种推断正与上述历代学者关于《论语》编者的说法和猜测相吻合。
孔子以四科教学，各科皆有特别突出者：“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在德行科所列的四人中，颜渊早逝：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论语·雍也》）
冉伯牛也先于孔子而去：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论语·雍也》）
所以他们两位不可能在孔子死后参与《论语》的编纂。其余二位，即仲弓和闵子骞，都曾被学者们认定为《论语》的编者。至于曾子和有子，亦以德行而闻名。人所共知，不必具论。
然而，子游、子夏乃文学科高才生，而非长于德行，为什么也参与了《论语》的编纂呢？这不难理解。所谓文学，即今天所说的历史文献。《论语》的结集，其实是一种文献编纂工作，所以需要子游、子夏相助。
再者，子夏和曾子的私人关系很好，孔子去世后，他俩仍过往甚密。《礼记·檀弓篇》和《论衡·祸虚篇》都记载了孔子去逝后，“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的事情，《韩诗外传》卷九也载有子夏探望曾子并请教“三乐”、“三费”之事。所以，这两系共同参与编纂《论语》，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论语》中的原始资料虽然记录于孔子的直系弟子，但其结集者当包括再传弟子，甚至主要是再传弟子。其一，《汉志》所说的“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已明确地将《论语》的记录者――孔子弟子和结集者――孔子门人区分开来。其二，《论语》将孔子的某些弟子称“子”，当是孔子再传弟子对直传弟子的称呼。其三，《论语》载有曾子之死，说明曾子未及参加《论语》的结集。而曾子为孔子晚年弟子且得寿终，曾子去世时，孔子弟子已所剩不多了，是以知《论语》的结集者主要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因而，各家对《论语》编纂者的说法，或指本人及其弟子，或仅为某某之弟子。
这样一来，《论语》中宾主称谓的混乱，也可得到合理解释。一方面，由于每个人的语言习惯和身份的不同，所以在孔子弟子的原始记录中，宾主称谓本来就不尽一致；另一方面，由于《论语》的结集者主要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以他们在整理原始记录时根据自己的身份对其中宾主称谓加以润色改动，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以“今本《论语》诸章的宾主称谓很不一致”来推断《论语》晚出，是毫无根据的。
《论语》是何时结集的呢？该书所记时代最晚的一件事是曾子之死，而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上限。现存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并引用其文的文献是《礼记·坊记》：
《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如上所述，《坊记》乃子思所记孔子言论，而子思死于公元前402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下限。根据这种推断，《论语》当结集于公元前436年至公元前402年这34年之间。从这个时间看，《论语》的结集者当仅限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两代。
除这条“《论语》曰”之外，《坊记》等篇所记孔子言论皆称“子云”、“子曰”、“子言之”，为什么只有这一条称为“《论语》曰”呢？今查《坊记》所载孔子语，只有此条与今本《论语》相同。由此可以推知，子思所辑孔子言论，原则上只录《论语》所未载，其所载者，毋庸重录。但《坊记》此章，均为孔子有关孝道的论述。大概子思认为《论语》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一语十分重要，便破例引用，并特标“《论语》曰”，以示非敢掠美。
《坊记》既已提到《论语》其名，说明《论语》在成书时就已经命名。然而，这一名称并未广泛流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论语》还因其性质被称为《传》、《记》、《语》等。如《史记·封禅书》：“《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见《论语·阳货》）；《法言·孝至》：“吾闻诸《传》：‘老则戒之在得’”（见《季氏》）；《后汉书·赵咨传》；“《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见《八佾》）；《后汉书·邳彤传》：“《语》曰：‘一言可以兴邦’”（见《子路》）等等。王充更明确指出，宣帝时仍“名之曰《传》”（《论衡·正说篇》）。至于王充所说的“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则为这种现象所迷惑，未明原始。
《论语》之名没有广泛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此书基本上为孔子的言论集，所以引用此书称“子曰”要比称“《论语》曰”更加直接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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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
3 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中国哲学》第20辑。
[3] 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见《古史辨》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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