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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说
四大民间爱情传说
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说是指在中国民间以口头、文稿等形式流传最为宽广、影响最大的四个神话传说。它们和其他民间传说故事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广大民众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四个传说全部是爱情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真挚感情的认可。它包括：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
一 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图牛郎织女是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民间传说，是中国人民最早关于星的故事。
南北朝时代任昉的《述异记》里有这么一段：“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织紝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它是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
成语释义
解释：牛郎织女为神话人物，从牵牛星、织女星的星名衍化而来。比喻分居两地的夫妻。也泛指一对恋人。
出处：《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示例：尝笔唐人《七夕》诗，咏～，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 清·郑燮《范县署中寄余弟墨粉四书》
用法：作主语、分句、宾语；指分居两地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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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孟姜女
孟姜女的故事，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千百年来一直广为流传。孟姜女的传说一直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她才被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将孟姜女传说的原初形态一直上溯到《左传》上的一个故事。《左传》记述这个故事是想褒扬杞粱妻（也就是后世的孟姜女）在哀痛之际，仍能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
《左传》上没有哭声的杞粱妻，到战国时就沾染了当时音乐界的风气，增加了哀哭的一段故事。这是个很重要的转变，后世关于杞粱妻故事的变异就是顺着这“哭之哀”生发出来的。
第一个记述崩城之事的人，是西汉末年的刘向。他在《烈女传》中先重述了《左传》中杞粱妻的故事，然后他继续写到：杞粱妻没有子嗣，娘家婆家也都没有亲属，夫死之后成了个孤家寡人。杞粱妻“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哭声十分悲苦，过路人无不感动。十天以后，“城为之崩”。唐代的有关记载，使杞粱妻的故事大变了模样。杞粱由春秋的齐人变成秦朝的燕人；杞粱妻的名字出现了，她姓孟名仲姿，或姓孟名姜女；杞粱的死因不再是战死疆场，而是因避役被捉后筑于城墙之内，所以其妻要向城而哭；而筑于城墙之内的死尸实在太多了，只有滴血认骨才能辨别。杞粱妻的故事经过六朝、隋唐时代的加工，把崩城和秦始皇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一个不小的创造。
元代，中国的民间剧种十分发达，出现了很多杂剧大家和脍炙人口的作品，像孟姜女这样富有生命力和创作空间的故事，自然也成为戏曲创作的源泉。范郎的名字从范希郎、范四郎、范士郎、范喜郎到范杞良、范纪良、万喜良，出现很多种变异，故事的情节被铺陈得一波三折，与他们有关的其他人物，如范郎的母亲也出现在戏曲之中，使故事日渐丰满。
三 白蛇传
白素贞是修炼千年的蛇妖，一心修炼只为成仙。前往宝芝堂学徒的书生许仙，遇到大胡子刀客八两。两人误入人妖仙三界之间的“半步多”，与急于积累功德成仙的白素贞、小青姐妹和捉妖和尚法海不期而遇。
在人妖仙混杂、处处是陷阱的“半步多”，白蛇和许仙在彼此舍命相助中，互生情愫。只是当时身为蛇妖的白素贞，还不能理解情为何物。而法海只分人妖，不辨善恶，执意妄为，遭受天雷之谴，被上天收回法眼，盲了双眼。白素贞历经艰辛送许仙回人间，法海变作白素贞骗许仙回头，并使他忘了“半步多”的一切，忘了心中所爱白素贞。
白素贞千年的修行，使她比人间的女子更美，只是没有眼泪。只要集齐眼泪，她就可以成为真正的神仙。受观音菩萨指点，白素贞为了成仙来到人间，收集人间的代表“生老病死爱恨离别”的八滴晶莹眼泪。许仙在西湖断桥遇到一场急雨，与白素贞再度重逢，留下借伞还伞的情缘。白素贞陆续收齐七滴眼泪。这七滴眼泪，每滴眼泪背后都有一个人间至情至爱的故事。它们风吹不散，水流不融，分别应在“生老病死恨离别”之上。白素贞距离成仙已是咫尺，可她却变得更加向往人间。白素贞不能斩断情根，愈陷愈深，最终嫁与许仙为妻，并怀上孩子。屡遭天谴。
四 梁山伯与祝英台
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人，有众多权威专家学者考证历史上确实真实存在过，而且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并有众多历史资料及文物古迹可供佐证。
（1）据魏晋史学家考证，“梁祝”故事发源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马乡镇，故里遗址现有梁祝墓、梁庄、祝庄、马庄、红罗山书院、鸳鸯池、十八里相送故道、曹桥(草桥)及梁祝师父葬地邹佟墓等。
（2）据山东省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济宁市梁祝研究会会长、著名的梁祝文化专家樊存常先生考证，
梁山伯与祝英台包括马文才，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们之间的故事为历史真实事件，而且他们的籍地都在孔孟之乡。马坡是祝、马的故里，在古邹邑西邻微山湖北岸，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济宁市邹县(今微山县)马坡，有梁祝合葬墓，并立有“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的石碑，元代济宁市梁祝读书处邹县峄山上有梁祝石像，陈云琴游峄山写有七绝《万寿宫梁祝像》云：“信是荣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明朝皇帝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巡视济宁马坡时发现唐朝修建的老梁祝墓破旧不堪，奉旨重修梁祝墓，墓碑历经淤积长期深埋,2003年10月27日，山东省济宁市梁祝文化研究会和微山县人民政府，隆重举行了“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的复出仪式，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唯一的一块墓碑，立碑人崔文奎身份为明朝皇帝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为中国历史上见证梁祝故里官方人物之中官位最高、职位最重、权威性最大的一位。而且从碑文中反映出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从崔文奎向明朝皇帝“书以奏名”、而至得到当朝皇帝应允“奉敕”到“丁酉贡士前知都昌县事古邾赵廷麟撰；文林郎知邹县事古卫扬环书；亚圣五十七代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元额”。可以说重新修缮梁祝墓此事上至当朝皇帝、中央官员，下到江西都昌县事、邹县地方县事及其他当朝名士都参与了此事。由此足以可见：梁祝故事发源地及梁祝二人故里究竟在何处在明朝官方乃至朝廷早已得到确认并达成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贺学君女士，山东省民俗学会原会长李万鹏先生，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所长叶涛先生等专家学者参加了出土仪式。此碑的出土，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等众多的国内新闻媒体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外国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轰动，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唯一的一块墓碑，全文843个字，与神话传说戏曲截然不同，不仅载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还点明了地方官员指令二人合葬的原因。根据碑文记载得知，作为独生女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到邹城峄山求学读书，自九曲村过吴桥东遇梁山伯，二人偕同，峄山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乡回家，山伯得知真相，往其门拜访，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东（据邹县志载此桥在明隆庆年间被淹没），英台眼见马家迎亲将至，苦思山伯，情深意切，遂舍身取义，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
根据碑文记载和实地考察，传说中的梁祝故事原地为济宁市。其理由是：在时间上马坡石碑是记录梁祝故事最早的。不要说该碑根据外纪所记，即便是立于正德十一年，也大大早于晚清时期的《宁波府志》、《宜兴志》；从地理方位来看符合实际，梁祝合葬墓位于马坡村西南，距北面祝英台所在的九曲村约三公里，而距东南梁山伯所在的薄梁村约十公里，如果祝英台到峄山求学过吴桥与山伯相遇是合情合理的。
关于梁祝故事的产生年代问题，樊存常认为，根据梁祝墓祭碑碑文推测，此故事最早应产生于汉代。三国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没有产生此类故事的社会背景，选官制度也不可能让梁祝去追求读书做官之路，唯有社会安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汉代才有梁祝故事产生的土壤。 济宁为中国汉代碑文出土文物最多的城市，全国大部分汉碑出自济宁，作为孔孟故里的济宁，汉墓众多、规模之大，陪葬品之多在全国闻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嘉祥武氏家族墓群、曲阜九龙山汉墓群、任城王汉墓群等，这些都是当时注重厚葬的社会风俗的反映，另外，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考古专家在对梁祝墓周围的墓地进行勘探发掘时，发现有很多汉代墓葬，并出土有陶罐、泥人、动物兽等。据此，可进一步推断此墓为梁祝汉代合葬墓。以上均为“梁祝觅踪”节目组电视台采访马坡梁祝墓的真实现场视频报道。同时祝英台所在村庄九曲村发现了大量汉代石碑，微山县马坡乡政府党委宣传干事吴琦，是梁祝文化研究的发烧友，一直在当地民间探访搜集梁祝的有关材料，至今已经有１０多年。就在“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出土后，吴琦又发现了新的重要线索，他从九曲村找到了一小块残破的汉代石碑，上面刻有几个祝姓字样。这块小碑令他很兴奋，这说明汉代九曲村的确曾经有祝姓人氏生活过。这是梁祝为济宁汉代人极为有利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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