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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的命运
刘吉同
鹿的命运，是制度性的宿命，甚至皇帝本人也可能成为一只“鹿”，就像唐朝晚期的诸皇帝之于宦官、光绪之于慈禧那样。
唐朝的徐有功是位直臣，多次因谏言被贬，还差一点杀头。不过，武则天很看重他的操守和能力。一次，被贬后又被武皇后起用为侍御史，徐有功伏地流涕坚决推辞不干，说：“臣闻鹿走山林而命悬庖厨，势使之然也。陛下以臣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资治通鉴》卷204)这段话讲得很沉重也很精彩，尤其第一句，道出了皇权专制社会臣子的必然命运。“势使之然也”之“势”，是大势、趋势、无法抗拒之势。孙子曰“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可见“势”的力量。徐有功以鹿自喻。原本悠然自得行走山林的鹿，但命运却操在庖厨手里，随时都可能被宰杀，岂不可怕！
徐有功所说的“臣不敢枉陛下法”而死，其实还是太温柔了，真正的律条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权制度下，凡官都是“鹿”。仍说武则天，李治死后她独掌国柄，便毫无顾忌地开始了大屠杀，“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资治通鉴》卷205)。你说这些人是“不敢枉陛下法”而死吗？非也，是武则天要他们死他们必须得死。那么，士大夫不做官总可以躲开“鹿”的命运吧？也不见得。朱元璋登基后心狠手辣，动辄在朝堂掀起杀人风暴，满朝官员都吓得面色如土，浑身发抖，一些朝官为了躲避杀戮，便萌生退意，回家做老百姓。这下又惹祸了，朱元璋说这些人不肯替朝廷做事，大不敬，又被杀了。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斩断手指，誓死不做官。朝廷将他爷儿俩押解到京师，经皇帝审讯后押回原籍处死。苏州人姚润、王谟也拒绝做新朝的官，都被处死刑，全家籍没。朱洪武口含天宪，言出“法”随，这样的帝王，就是中国历史上一条条最大、最可怕的“庖厨”。
更为可悲的是，由于儒家“忠君”思想的长期浸染和洗脑，“鹿”已养成了“明知是死，则慨然赴死”的自觉，甚至还引以为荣，“谢主隆恩”。这一点，在明代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熹宗朝魏忠贤窃取国柄六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黑暗的六年。然而，黑暗中却出了一批光芒万丈的人物，左光斗就是其中的一位。左被革职后回到故乡桐城，但魏忠贤仍不放过他，令缇骑(锦衣卫吏役)前去逮捕。左光斗在家乡有着崇高威望，很多人家都是靠他的救济才得以生活下去。乡亲闻讯后，举城若狂，市民们相约一同到朝廷“上访”诉冤，更有数千人摩拳擦掌准备痛击缇骑，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但是，左光斗极力制止了他们。他根本不会去跑，不会“官逼官反”，更不会“反皇帝”。而是规规矩矩戴上枷锁坐上槛车奔京城监狱而去。后来的事情人们都知道了，左大人在狱中受尽酷刑而死，遗体抬出来后肢骸尽裂，下场惨啊！
以至到了上个世纪后半叶，“鹿”的命运仍未改变。孙立人将军在抗战中立下了不朽功勋，淞沪一战他全身中弹片13处，昏迷3天不醒。两次入缅作战率部歼灭日军3.3万人。被欧美军事家称为“东方的隆美尔”，是欧美“二战战史”中唯一列入“名将榜”的中国将军。然而，蒋介石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革职治罪，蒋氏父子把他从1955年一直软禁到1988年。也算时代有点进步，老蒋没有像宋高宗待岳飞那样将孙立人杀掉，而采取的是“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孙将军仍是一只“命悬庖厨”的“鹿”。
“鹿”的命运，是制度性的宿命，甚至皇帝本人也可能成为一只“鹿”，就像唐朝晚期的诸皇帝之于宦官、光绪之于慈禧那样。指鹿为马、阴谋诡计、你死我活、血雨腥风是皇权制度的最大特征，也是那个制度得以维系的根基。假如能让历史回流，回流到今天多数国家的民主体制下，我想，无数“鹿”的悲剧都能迎刃而解。事情很简单，贵为“皇帝”者，也无权和不敢跨越法制，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臣工”与“皇帝”理念相左，可以辞职，可以公开辩论，可以退出党派，乃至可以在下次大选中取而代之。为什么世界各国人民都要民主而不要独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都不愿做“鹿”。
重读《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与人力资源管理 公开培训课（2005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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