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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今注逐个捉(2) 第三，对《论语》所涉及的道、天、仁等心性学问，尚欠缺直指功力。 我们知道，道、天、仁等心性学问，是孔子思想中最深奥难明的部分。《论语》中子贡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若非多年修学儒家思想且悟性极高者，即便象子贡般善于经营、思辩敏捷，也难理解孔子之仁、道。杨伯峻先生虽精于语言学，博览群书，却并非儒家思想的修行实证者，因此并没有太多的哲思体验与我们分享。 钱穆《论语新解》：戴着脚镣起舞 《论语新解》成书于1963年。 钱穆先生早年是中学老师，自学成材，著作等身，在经、史、子等领域均着力极深，富真知灼见而成一家之言。他是那种典型的扎根于传统文化，并为之倾倒的人，浸淫儒家思想几十年，身体力行，如琢如磨，所以他的道德人品与其学问一样，广为时人尊敬。但是，他也为儒家思想背负了太多的负担，显得拘谨和不合时宜。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儒家思想被全面否定甚至是给摸黑的时代，人们对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嘘声四起，国内时局又是革命声浪齐天、城头王旗变换，谦谦君子之道，庶几无存。钱穆中年、晚年所居住的香港和台湾，更是一片纸醉金迷，世人蝇营狗苟，也就难怪乎老先生要作孤独且倔强的坚守了。 《论语新解》一书是钱先生出入各注，“异说既多，贵能折中”后的产物，经由他的火眼金睛并与其时代呼应，确实能给我们极大的启发。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孔子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证，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详细年表，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外，钱先生于各章注解之余，偶有一两句感悟，直有画龙点睛之妙，可说是字字如金！例如《论语·学而第一》中他评论有子一章说： 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本于此心而有此道。此心修养成德，所指极深极广。由其最先之心言，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发于仁心，乃有仁道。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其先发而可见者为孝弟，故培养仁心当自孝弟始。孝弟之道，则贵能推广而成为通行于人群之大道。有子此章，所指浅近，而实为孔门教学之要义。 以上感触，确是阐述“仁”内涵之至当至确之语，仅此便知钱先生的国学修为！ 应该说，杨伯峻和钱穆正是可以优势互补的两位学者，若能将杨伯峻的语言学修为与钱穆的国学功底相结合，势必能写出一部更完美的《论语》新解。的确，比较起来，《论语新解》最大的问题便出在语言上。钱穆在序言里指出：“……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可从实际效果看来，平易已不可得，确切更难企及矣。全篇都是半白半文、磕磕绊绊的语言风格，不仅使人读得吃力，且多数译句令人难究其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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