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举行这个座谈会，是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纪念新中国外交55周年。昨天，是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20周年。没有新中国的成立，就没有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更不会有香港的顺利回归。因此，值此国庆前夕，扼要地回顾一下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艰难曲折，对于重温新中国外交55年辉煌历程，就更有意义。
19世纪后半叶，英帝国主义用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逼迫清政府将香港岛、九龙半岛尖端割让给英国，并把九龙界限北至深圳河的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弱国无外交，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新中国的成立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结束了长期受侵略、被压迫、遭凌辱的历史。中国历史迈进新的纪元，中国外交也揭开了新的篇章。那时一个敏感而又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英国占领下的香港，何时收回香港对新中国更为有利。建国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定。这个决策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暂不收回”并不意味新中国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或放弃香港，而是有更加深远的考虑；“维持现状”有利于新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使香港成为新中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周总理讲得很清楚：香港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1960年代，中国政府对港澳工作又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即对香港的未来要作长期打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采取足以改变香港现状的政策，同时要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香港成为新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保持与西方世界对话关系的“桥梁”和“窗口”。
197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内来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全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从国际上来讲，冷战格局开始打破，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
随着“九七”日益临近，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如何处理新界租约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而英国出于保护其在港既得利益的考虑，则一心想通过某种方式延续对香港的统治。坦率地讲，英国是极不愿意把香港归还给中国的。但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英国没有其他选择。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拉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的立场，并断言由中国取代英国的管治，“香港就会崩溃”，就会危及中国“四化”建设。针对这种论调，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回答：“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和办法。”邓小平说：“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了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还说：“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依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邓小平铿锵有力的表态，迫使英国不得不在中方建议的基础上同中方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至1983年6月，双方就有关香港主权的原则问题和一些程序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二阶段从1983年7月到1984年9月，双方就具体问题进行了22轮谈判。整个谈判过程曲折，充满了激烈的交锋与较量。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谈判的基础。中方要求英方放弃不平等条约，承认中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以此作为基础，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及政权交接的技术性问题。但英方仍然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后来又主张在英国放弃对香港名义主权的基础上，达成某种修改后的条约，以延续英国对香港的管治权。由于英方坚持错误立场，第一阶段谈判曾一度处于僵持状态，未取得任何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