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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经典诠释的空间与路径
“《论语》热”是近年来学术界与文化界一种值得分析的现象。《于丹〈论语〉心得》、《丧家狗:我读〈论语〉》等书的面市,再次引起人们对《论语》这部儒学原典的关注。同时,作者的理解与诠释方
式也成为聚讼纷纭的焦点。
如何评价于丹等人对《论语》的读解,坊间已多有议论,兹不具议。但由此联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论语》有多少种读法?换言之,经典诠释的空间有多大?路径有多少?
按照哲学诠释学的观点,经典作为一种经过历史检验而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或“本文”,属于“历史流传物”的范畴。经典产生于特定的“视域”,体现了经典作家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对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的认知与评判。同样,后世的读者对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也离不开一定的“视域”,即读者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与社会环境。由于时间距离的存在,这两种“视域”之间是有区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处于相互隔绝、彼此孤立的状态;相反,二者总是通过习俗、传统等相互联系,统一于历史这个贯通古今的“大视域”中。而所谓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实际上就是后世的读者从自身所处的“视域”出发,在历史这个“大视域”中和经典作家所处的“视域”实现“视域融合”的过程。经典诠释的空间,也就是历史这个“大视域”。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经典总是面向历史开放的,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方式;随着“历史视域”的不断拓展,本文的意义超越了它的作者——所有这些,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后人比前人更能理解前人,读者比作者更能理解作者,哲学诠释学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如是说。
作为在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所谓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所产生的儒家经典,《论语》在成书后的千百年间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代又一代儒家学者以“返本开新”为宗旨,相继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从而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独特的经学传统。就此而论,《论语》的价值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其读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经学传统虽然在后来发生过某种程度的断裂,但《论语》的价值光芒并未因此而黯淡。
经典的开放性、经典诠释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经典诠释就是一种天马行空、率性而为的行为。相反,人们常常是在两种相对固定的路径中来理解和诠释经典的:一种是考古学的路径,即着重于经典成书的年代确认 、版本辨析、字词训诂等方面的“史料考证”;一种是历史哲学的路径,即读者将自身的价值关切和意义追寻“置入”经典和历史传统中,寻找二者在哲学层面的共鸣与升华。从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诠释来看,这两种路径可以分别从汉学和宋学中找到根据。前者注重“实事求是”,强调“六经皆史”;后者注重“义理”,强调“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 这也构成了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分歧。两种诠释路径的特点,借用王国维先生的话说,前者“可信”但不一定“可爱”,后者“可爱”却不一定“可信”。依笔者所见,二者之间并不是彼此相斥的关系,也不是或此或彼、不可得兼。可取的态度应当是,“可爱”以“可信”为前提,“可信”以“可爱”为诉求。因为离开了“可信”,“可爱”就会演变为“借古人杯酒,浇自家心中块垒”;离开了“可爱”,“可信”也就解答不了“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的价值追问。如何摆正“可信”与“可爱”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今天理解与诠释《论语》等经典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彭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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