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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里“天下”两字，和刚才讲到“社稷”两字的意义，是代表全中国整个国家。时代安定，国家上了轨道，不论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中央政府可以事权专一。当时代变了，政权有了问题，地方的势力起来了，不管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中央政府没有办法贯彻命令，由地方势力揽权。用唐代的历史来说，就是藩镇专擅，外藩权力膨胀；以现代史来说，就是军阀的割据专权，妨碍了国家民族的建设进步许多年。
讲到这里，想到中国过去历史上，大家都知道有几种祸乱，是相当厉害的。除藩镇之祸外，有宦官当政、外戚揽权，以及女祸为害。如汉朝、明朝受宦官的影响很大，许多大臣都难得见到皇帝，一切大权操在宦官手里。外戚之患，为皇后娘家人专权。女祸，例如武则天算一个，汉高祖的吕后也算一个，清末的慈禧太后也算一个。历史上其他不成气候的还有，不去说它。历史上这几个因素，差不多轮流在转，几乎在每一变乱的时代，毛病都出在这几个因素上。但不要以为国家大事才有如此现象，其实每个阶层都有，任何人负了重责时，都会有这种可能。以一个公司来说，你是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分公司的经理就是你的藩镇；凡是左右亲近的人，就可能是宦官；至于外戚，更是每个人都有；再说女祸，今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发生桃色问题，所谓绯闻案，此起彼落。不要以为这几个名词只是历史名称而已。我们要了解，任何文化思想不要被名词限住。时代不同，文字不同；“人”，则古今中外仍然是这个“人”。“人”的毛病，古人有，现在也有，将来也一定有。这个历史、这个世界是人形成的，人的所有毛病，是没有时空差别的。所以做主管也好，当老板也好，被这些东西包围，是必然的，这要注意。
所以孔子说，到了变乱时代，诸侯专权的时候，最多十世——三十年一世——也就是两三百年以内，这个历史没有不转变的。再下来更不对。春秋战国时代，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都是地方藩镇势力，最多维持十世。等而下之像季家这样大夫专权的，顶多五世，一百多年而已，没有不变的。再下来由陪臣执国命，大臣们可以左右国家的命运，主事的人才越来越差了，时代越来越衰微，数十年而已，顶多三世，没有不变的。
不过这个“世”字不要看得呆板，孟子有句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活的事实，就是说一般人的起家：第一代辛苦创业；第二代尚能守成；第三代享受了；第四代花得差不多了；第五代忘了上代的辛苦，花光了；第六代又重新开始。所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第五代就断了。祖宗再有道德、再有好的修持，他的德性，遗留过不了五代。在教育上每代自己要知道进修，不进修就完了。再回到原文，天下有道的时候，政治的权力，就不会落在大夫的身上，中央政府一定能够贯彻他的权力，老百姓也不会有议论，过平安日子，不怨天，不尤人。孔子继续讲当时实例，他说古代分封的禄位，离开公室已五世了，政权旁落到大夫的手里已经有四代了。孔子所以告诉冉有、子路，依据历史演变的道理，三桓的子孙——就是季家三兄弟的问题，马上要出来了，不必等到出兵去打别人，本身就要垮了。
这一段从文字上看，好像不大重要，如果研究历史思想，就非常重要，这一段可作中国哲学史纲来看。是中国过去历史哲学的重要资料之一。中国的历史哲学是唯心史观，《易经》是最重要的一部研究资料，很早就有了。也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讲历史哲学，是讲“变的史观”；不管你唯物也好，唯心也好，社会、人、时间、空间随时都在变；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对于讲“变的历史哲学”，中国文化中最多了。现在孔子这些话，也就是讲“变的历史哲学”。了解了这变的哲学，才能把握时代的变。所以发挥起来，不只是历史哲学的一个大问题，也可以是政治哲学运用上一个大问题。
懂了真正的变，就晓得如何“适变”，不等到“变”来了以后才变，而先领导变。我常说第一等人是自己制造机会，领导了变；第二等人机会来的时候，把握了机会，如何去应变；第三等人失去机会，被动受变，随物化去了。
除此以外，这一节书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孔子的学问智慧，他的确是有先见之明。我们只要多多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再冷静地反省一下，他这些话，都是对历史社会演变史的预言，下的断语，一点都没有错；春秋以后的历史，正如他所说的演变之路。而且，以他这个原则看后来的历史，乃至将来，同样没有错。
朋友之道
下面转入另一个气势，看来虽在讲普通朋友之道，事实上与本篇的政治哲学和用人行政都有关联。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这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话，友直、友谅、友多闻，是有助益的朋友。第一种“友直”，是讲直话的朋友；第二种“友谅”。是比较能原谅人，个性宽厚的朋友；第三种“友多闻”，知识渊博的朋友。孔子将这三种人列为对个人有助益的朋友。另外在朋友中，对自己有害外的三种，第一“友便辟”。就是有怪癖脾气的人，有特别的嗜好，或者也可说软硬都不吃，使人对他觉得有动辄得昝之难的朋友。第二“友善柔”。就是个性非常软弱，依赖性太重。甚至，一味依循迎合于你，你要打牌，他也好，你要下棋，也不错，你要犯法，他虽然感觉不对，也不反对，跟着照做不误。用现代语来说，等于是娇妻型的朋友，可以说是成事不足，败事也不足。第三“友便佞”。这种人更坏，可以说是专门逢迎凑合的拍马屁能手，绝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特别要当心。
从表面文字上看来，这节完全在说友道，其实，扩而充之，以广义来讲，所谓君臣之际，领导人与干部之间，规规矩矩的讲，应该都属于友道相处才对。历史上创业的集团，主从之间，大都是友道相处。等到严格分齐君臣主从的时候，也就是快要走下坡路了。天下事固然如此，个人的事业，又何尝不如此。
皇帝与臣子以朋友相交的例子太多了，像唐太宗与虞世南、魏征等；像宋太祖经常微服夜行，到赵普家去喝酒闲聊。在“友谅”这方面，唐太宗和房玄龄这些人都是这样，不但皇帝谅解他，他也谅解皇帝。在文学上，唐代的诗最好，就因唐太宗的诗好，等于他提倡的。可是当虞世南死后，唐太宗认为已失去诗学上的知己，就不再作诗了。虞世南也是有名的书法家，和唐太宗一同起来的干部，是早年的“秘书长”，后来也是大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任何一个新兴时代，领导人与干部之间，几乎都是友道相处。
又如清代的乾隆，我们推开民族观念不讲，只看他的政治作为，在历史上是很可观的。一般史学家，认为清初时代的成就，超过了汉唐。最有名善说笑话的纪晓岚，就是乾隆时代的名臣，他们君臣之间，即友道相处，我们都知道叫“老头子”的故事：有一个大热天，翰林院的人热得受不了，统统脱光衣服聊天，纪晓岚人胖，更赤了膊。这时乾隆突然便服到翰林院找大家聊天，远远被发现，大家一哄而散。纪晓岚有深度的近视眼，一下子摸不到衣服，也没地方躲，就钻到桌底下去。乾隆进了翰林院，看不见人，就到处转，纪晓岚近视眼模模糊糊，看见好像有人在转，躲在桌下闷不住了，就伸出头来问：“老头子走了没有？”这可给乾隆逮到了，叫他出来问道：“你们这样没礼貌，为什么骂我老头子？”纪晓岚解释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乃国之大‘老’，国家元首为‘头’，‘子’是天子，全国百姓都称陛下为‘老头子’，这是尊称。”乾隆也就笑了。由于这个典故，可见他们君臣相处，有时候完全像朋友一样。因为当皇帝也够苦闷的，有大臣与自己谈得来，也很好玩的。就如和坤，非常贪婪，官不很大，后来却包揽大权。在乾隆晚年，大家向皇帝报告，政绩样样都好，就和坤这个人应该去掉。但乾隆始终不动他，后来有人问乾隆为什么偏袒和坤？乾隆说：“我知道和坤坏，但是你们总得留一个人跟我玩呀！”这是做皇帝的真话，一个人到了地位最高处，连一个可以说笑话，可以玩玩的人都没有，就太苦了。譬如想买一个西门町的包子吃，东门市场的绿豆汤哪一家好吃？这些事总不能找大臣、将军去办，像和坤这种人，就会办得使乾隆很惬意，所以乾隆才说要留着他玩玩。等到他儿子嘉庆皇帝上台的时候就去掉了和坤，把他家里的财产全抄了出来。这就说明，交朋友之道，为什么要放在有关政治措施的这一篇书中。所以我们要了解，当了主管，到了某一种地位，所带的人要用友道去相处，当然不要犯了乾隆的毛病，找和坤玩玩。
接下来，就提到生活的幸福。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
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前面三点，是人生最快乐的，也是说快乐要建在品行上，一个人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研究学问（礼乐），作人规矩，这是与第一篇《学而》有关的。
第二点“乐道人之善”，喜欢讲人家的好处，优点。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一点，也很难做到的，有正反面，暂时不去讨论它。一般人喜欢批评人家的坏处，是普遍的现象，尤其中国民族性，喜欢对人问长问短，像调查户口一样，太关心人，很多外国来的同学就不习惯，觉得你在妨碍他的自由。这有一个故事，有个法国学生，我曾经问他，在法国是不是有许多女孩子，被劫持到中东卖作女奴？他说确实有这种事，每年都有很多女孩子被卖到中东去，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他们晚上在街上走，后面常会突然跑出一个人，将女孩一掳就抢走了。我问他这情形如被别人看见怎么办，他说：老师这句话问对了，我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所不喜欢的事，现在很习惯：中国人在街头讲话多站片刻，就有第三者围拢来打听是什么事，一只死老鼠会有一大堆人围着看，西方人没有这一套，各走各的路，你们两人打架是你们的自由，与别人无关，所以女孩子被抢走，是他们两人的事，别人不知道这两人干什么，根本不管就走了。我再问他：你们的治安人员呢？他说，过去中国有句成语，什么“天下乌鸦……”。我笑了不接他的下文。这是真实的事，我们讲到中国人这许多习惯，人与人之间一碰到就谈论别人，这就是乐道人之恶，这就要讲到以前我们必读的两本书，一本是《太上感应篇》，一本是《文昌帝君阴
文》，这两本书，中国过去读书人，为了功名，第一要隐恶扬善。朋友有错误，要关起门来劝，在外面总是替人掩盖丑恶的事，这是道德。但是只是过去争取功名的教条，人的习惯并不是这样，而是喜欢道人之恶。所以应该培养道人之善的乐趣。尤其朋友之间，谁无短处？但要多讲别人的长处，宋代的名宰相王曾就能作到。“扬善公庭，规过私室”。是必要的修养。一个成功的人物，在修养上自有他的长处，就是现在数十年来，看到各界成功的朋友，都各有他们的长处。所以这一节提出道人之善，是真正的好处。
“乐多贤友”，好朋友多有益处，实在有道理，在我个人经验，认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交万个朋友。常和友人谈笑，他们问我知识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只是朋友多一点随便闲谈中，就得了学问。“乐多贤友”这句话是大有道理，要交贤友，我是主张多友的，不交朋友，不能了解人情世故。但今日社会交朋友第一要钱，要仗义疏财，我们穷小子，颇不容易。像孔子提出来三件人生有益的乐事，但据我的观察，这三句话和天生的个性有关。有些人看到这几句话便生反感，因为他不喜欢交朋友。其实这些并非教条，只是经验之谈而己。
下面讲到有损的乐，第一是喜欢享受，爱好奢侈夸张的骄乐，包括征歌选色，纸醉金迷，玩弄酒肉之乐。“乐佚游”就是喜欢不正当的娱乐，任性放纵，包括打牌、吸麻烟等。“乐宴乐”包括好吃好玩。这都是生活中对自己无益的作乐方法，这是三点有损的欲乐活动，并非康乐活动。
说话难难说话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
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这是孔子讲作人处世的道理，上面讲侍于君子有三愆，如部下对长官，后辈对前辈，臣子对皇帝，都可以说是侍于君子，事实上朋友之间也同此理。孔子说这中间有三个大毛病，第一是为了表现自己，爱出风头，还没有轮到你说话的时候就说话，这是躁，修养不够。第二是应该讲话的时候，怕负责而不讲，这种人太阴私，叫做隐，也不好。还有，讲话的时候，对团体而言要观察环境，对个人要观察态度，对方正在烦恼痛苦的时候，而去和他讲得意的事，或是去讨论重大问题，一定得不到好结果，这叫做瞽，等于自己没有眼睛，看不清楚！
譬如过去外交界办外交，都在宴会上。清末政治腐败的时候，工商业或政治买卖，都在妓院里办交涉。例如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与曹锟贿选的那个阶段，有人在北京妓院里看到一个署名沧海道人的感事诗，其中警句很多，他口头念给我听，事隔多年，可惜我也忘了，到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一首说：“燕市谁收骏骨才，昭王爱士亦堪哀。缠头一掷中人产，浪筑黄金作债台。”这是何等伤心国事的话！北洋政府靠借外债来作政治买卖，结果，那些发了选举财的大爷们，又把钱花在妓院中去。所谓缠头一掷千金，已过中产人家的花费，结果是国民背上外债，永远还不清。
现在没有妓院，就在酒家、舞厅，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是这样。过去日本许多大的外交活动，都在艺妓院里进行，现在则多在高尔夫球场。所以现在当外交官，这些东西都要会玩，等于当年在麻将桌上解决问题。由这些事实看来，就知道孔子实在深通人情世故，无论是规劝人家也好，有所建议也好，提出请求也好，谈事情一定要先看颜色。当然看人颜色说话的办法，用在坏的方面就非常坏，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了。
谁人肯向死前休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
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这些都是我们大家所熟习的。孔子将人生分三个阶段，对人慎戒的名言。我们加上年龄、经验、心理、生理的体验，就愈知这三句话意义之深刻。少年戒之在色，就是性的问题，男女之间如果过分的贪欲，很多人只到三四十岁，身体就毁坏了。有许多中年、老年人的病，就因为少年时的性行为，没有“戒之在色”，而种下病因。中国人对“性”这方面的学问研究得很周密，这是在医学方面而言，但是很可怜的，在道德上对这方面遮挡得太厉害，反而使这门学问不能发展，以致国民健康受到妨碍。据我所了解，过去中小学几乎没有一个青少年不犯手淫的，当父母的要当心！当年德国在纳粹时代，青少年都穿短裤，晚上睡觉的时候将手绑起来放在被子外面，这是讲究卫生学，为了日耳曼民族的优越。这样做法，虽然过分了，但教育方面大有益处。现在年轻一代的思想，女孩子愿意嫁给有钱的老年人，丈夫死了，反正有钱再嫁人；男孩子受某些外国电影的影响，喜欢爱恋中年妇女。这是一般的风气，也是一个严重问题。所以知道了青少年的思想后，发现我们的教育问题很多。至于外国，如美国的男女青年，很不愿意结婚，怕结婚以后负责任，只是玩玩而已，以致社会一片混乱。这是人类文化一个大问题，所以孔子说：“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这句话真的发挥起来，问题很多，性心理的教育，要特别注意。
壮年戒之在斗，这个斗的问题也很大，不止是指打架而已，一切闹意气的竞争都是斗。这里说戒之在斗，就是事业的竞争，处处想打击人家，自己能站起来，这种心理是中年人的毛病。
老年人戒之在得，这个问题蛮严重，不到这个年龄不知道。譬如说一个人的个性相当慷慨，自己就要常常警惕，不要老了反而不能做到。曾经看到许多人，年轻时仗义疏财，到了老年一毛钱都舍不得花，事业更舍不得放手。早年慷慨好义，到晚年一变，对钱看得像天一样大。不止钱这一点要“戒之在得”。别的方面事情还多。有一本小说《官场现形记》，其中描写一个做官的人做上了瘾，临死时躺在家里床上，已经进入了弥留状态，这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意念：还在做官，还要过官瘾。于是两个副官站在房门口，拿出旧名起来，一个副官念道：“某某大员驾到！”另一个副官念道：“老爷欠安，挡驾！”他听了过瘾。以前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太挖苦人；等到年龄大了，就知道写得并不挖苦人，的确有许多这一类的人。有人在做事情的时候，生龙活虎，退休下来以后，在家就闲得发愁、发烦。此外还有一个人，听人说某一著名大建筑是他盖的，已经很有钱了，一位将军问他，既然这样富有，年纪又这样大了，还拚命去赚钱干什么？这位老先生答说，正因为年纪大了才拚命赚钱，如再不去赚钱，没有多少机会了。这又是什么人生哲学呢？有个朋友说某老先生，也很有钱，专门存美钞，每天临睡以前，一定要打开保险箱，拿出美钞来数一遍，才睡得着。看这类故事，越发觉得“戒得”的修养太重要了，岂只是为名为利而已。人生能把这些道理看得开，自己能够体会得到，就蛮舒服，否则到了晚景，自己精神没有安排，是很痛苦的，所以孔子这个人生三戒很值得警惕。
怕的哲学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
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这里所谓畏就是敬，人生无所畏，实在很危险，只有两种人可以无畏，一种是第一等智慧的人，一种是最笨的人，可以不要畏。这是哲学问题，和宗教信仰一样，我常劝朋友，有个宗教信仰也不错，不管信哪一教，到晚年可以找一个精神依靠。但是谈宗教信仰，第一等智慧的人有，最笨的人也有，中间的人就很难有宗教的信仰。人生如果没有可怕的，无所畏惧就完了，譬如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可怕的？一定有，如怕老了怎么办？前途怎么样？没有钱怎么办？没车子坐怎么办？都怕，一天到晚都在怕。人生要找一个所怕的。孔子教我们要找畏惧，没有畏惧不行。第一个“畏天命”，等于宗教信仰，中国古代没有宗教的形态，而有宗教哲学。有一位大学校长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越说越使人不懂，就是哲学。”这虽是笑话，也蛮有道理，由此可见哲学之难懂。中国的乡下人往往是大哲学家，很懂得哲学，因为他相信命。至于命又是什么？他不知道，反正事好事坏，都认为是命，这就是哲学，他的思想有一个中心。天命也是这样，这“畏天命”三个字，包括了一切宗教信仰，信上帝、主宰、佛。这些都是“畏天命”。一个人有所怕才有所成，一个人到了无所怕，不会成功的。
第二点“畏大人”，这个大人并不是一定指官做得大。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才有成就。第三“畏圣人之言”，像我们读《论语》，看四书五经，基督教徒看圣经，佛教徒看佛经，这些都是圣人之言，怕违反了圣人的话。
我们只要研究历史上的成功人物，他们心理上一定有个东西，以普通的哲学来讲，就是找一个信仰的东西，一个主义，一个目的为中心，假使没有这个中心就完了。孔子说，相反的，小人不知天命，所以不怕。“狎大人”，玩弄别人，一切都不信任，也不怕圣人的话，结果一无所成。这中间的道理也很多，历史、政治、哲学、都有关系，古今中外历史上，凡是有所创造的人，总要找一个帽子戴着。
讲到这里，我们想到一个故事：有大小两条蛇，要过街，大蛇想大摇大摆过去，小蛇不敢过去，叫住大蛇说，这样过街你我两个都会被打死。大蛇问该怎么办？小蛇说有一个办法过去，不但不被人打死，还有人替我们修龙王庙。大蛇问他什么办法？小蛇说，你仍然昂起头来大摇大摆过去，但让我站在你头上一起过去。这样一来，我们不但不被打死，人们看了觉得稀奇，一定认为龙王出来了，摆起香案拜我们。还再把我们送到一个地方，盖一个龙王庙。结果照这个办法过街，果然当地人看后盖了一个龙王庙。这个故事分析起来很有道理，所以一个事业要成功，常在上面顶一个所畏的。所以有朋友去做生意，我劝他另外随便顶一个小蛇去当董事长，也不要当总经理，做一个副总经理就行了。慢慢过街，成功以后，反正有个大龙王庙，自有乘凉的地方，没有成功则可以少一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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