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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
千里求官只为财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
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
禄在其中矣!
子张是孔子的学生,他姓颛孙,名叫师,少孔子四十八岁,是位年轻学生。他到孔子这里来是要学干禄的。什么叫“干禄”呢?就是怎样去谋生。古代俸和禄是两回事。“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有食物配给。禄位是永远的,所以过去重在禄。“干”就是干进、干求、干禄,就是如何拿到禄位。换句话说,孔子希望弟子们学仁学义,子张这位学生来的时候,大概填志愿表与众不同,直截了当,干脆两个字——干禄;要找饭吃,怎样找公务员当。但是孔老夫子没有气得把他撵出去,反而传授他一套办法说,想做一个好干部,做一个良好的公务员,要知识渊博,宜多听、多看、多经验,有怀疑不懂的地方则保留。阙就是保留,等着请教人家,讲话要谨慎,不要讲过分的话。本来不懂的事,不要吹上一大堆,好像自己全通,最后根本不通,这就丢人了。如不讲过分的话,不吹牛,就很少过错;多去看,多去经验,对有疑难问题多采取保留的态度。换句话说,对于模棱两可的事,随时随地都用得到古人的两句话:“事到万难须放胆,宜于两可莫粗心。”第二句就是多见阙殆的意思,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处理,不要有过分的行动,这样处世就少后悔。一个人做到讲话很少过错,处世很少后悔,当然行为上就不会有差错的地方。这样去谋生,随便干哪一行都可以,禄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
从这一段书中,我们看到孔子的教育态度,实在了不起,这个学生是来学吃饭的本领,要如何马上找到职业。孔子教了,教他作人的正统道理,也就是求职业的基本条件,我们为人做任何事业,基本条件很要紧,孔子说的这个基本条件已经够了。
到这一节为止,上面都是讲为政中关于作人处世的部分,
下面高峰突起,就正式讲到政治问题。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
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孔子自己祖国的君侯,孔子忠君爱国之心是很强的,自己国家的领袖问他怎样使老百姓心服。要注意这个“服”字,含义可说是服从,也可以说绝对服了,不敢反抗,这是重点。以鲁国的国君,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一大笑话。在中国政治的道理,所谓服与不服,在德不在力,权力的使人服是霸术、霸道;道德的使人自然顺服,才是王道。鲁哀公拿这个问题问孔子,你说孔子怎么办?他很婉转的说明这个道理,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这个“举”就是提拔,这是针对鲁哀公当时的政治毛病而来。举直,就是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包括圣贤、忠诚、有才能的人。“错诸枉”的错等于措,就是把他摆下去,放下去,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这样老百姓自然就服了。相反的,“举枉错诸直”,把狂妄的人提拔起来,或只用自己喜欢的人,而把好人打击下去,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这是谁都懂的道理,而孔子拿这人人都懂的话去告诉他,就好像说当诸侯、君王的人都不懂,未免太笨了。
但人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到了那个权位的情况,就很难讲了。譬如我们平时常会说,假如我做了某一位置的事,一定公正,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就做不到绝对公正。人总会受人情的包围,例如,人家送高帽子,明知是高帽子,仍然觉得蛮舒服的,这就是要命的心理了。所以一个人能够做到公正廉明,真是一种最高的修养。像唐朝的历史中记载,武则天问武三思,朝中谁是忠臣?武三思说,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则天说,你这是什么话?武三思说,我不认识的,怎么知道他好不好?同样的道理,看戏容易作戏难,所以我们批评历史容易,身为当局者时,就真不容易了。因此我们知道孔子答复鲁哀公的话,虽然非常平淡,但最平淡的道理是最难做到的。
下面接着是季康子的问话,我们曾经提到过,季家是鲁国的权臣,后来鲁国就是亡在他们手里,季康子问什么呢?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
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使民,就是怎样使用群众的意思,在为政的道德上而言,这个动机就有问题,要想使用别人就已经是问题了,他还用了一个当时蛮流行的口头语,敬啊!忠啊!这些都是老子当时所骂的假仁假义。(其实老子并不反对仁义,只是当时社会普遍流行谈的仁义,变成了虚假无实的名词,所以老子反对。)他提到敬与忠两个字,是大问题。敬是尊敬人,忠是忠于事,劝是教导的意思,等于现在所说的“教育”。孔子对于季康子所提这几个大问题,没有批评不对,认为都对。但是孔子告诉他,不要只是空洞的宣传,口头话没有用,天下人的聪明相等,口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久。所以他告诉季康子,接近老百姓,内心要有真正的庄严情操,百姓对你自然就恭敬了。如对人敬礼,只是表面的动作,而内心却是不诚,则敬礼的姿势都不对的,这样的敬礼有什么意义?要内心真正的庄严,尤其对部下、对群众,有发自内心的庄严情操,部下对你自然就恭敬了。“孝慈则忠”,真正爱人,人对你自然尽忠,一个人对部下与群众,付出爱儿女一样的心肠,付出了真情,则没有不收到忠的反应的。如果没有这种慈孝,光是劝导教化是没有用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对善的奖励提倡,不作官样文章,诚恳的举善。“教不能”,部下不懂的,并不讨厌他,教他,因为你要作之君,作之师,等于他的长辈,既然作长辈,就是作老师,尽量教他,他自然受感化。
由这里看到答复国君的问话与答复权臣的问话不同之处;都在《为政》篇中,连起来文章又转了一个味道了,所以连贯起来看《论语》文章的编排非常妙。尤其古代文章,几句话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说的,把它连贯起来,而仍能成为一篇曲折有致,蛮讲究结构的文章,它的文学价值,也实在不简单。
治国难!齐家更难!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时候有人说话了。对孔子说,你吹了半天牛,说了许多为政的大道理,头头是道,你自己怎么不出来为政呢?你自己来干嘛!讲到这里,我要特别提醒诸位,以前我们说过《为政》这一篇,被大家解释成是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不大对的,因为孔子不讲政治,只讲为政。拿现代政治哲学来讲,是大原则,并不是政治的一种方法。所以孔子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他引用了《书经》里的话解释说,《书经》里不是讲过孝道吗!一个人在家里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家人、朋友(社会关系),这也就是政治了。有朋友说自己不得志,我说你有什么不得志?不是员,就是长,他说没有什么长在身,我说你至少是家长呀!这个资格还真不容易,这件事情也真不容易做好。孔子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何必一定要出来从事政治工作,才叫作政治呢?
下面讲为政的原则。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叟,小车无叟,其何以行之
哉?
这节很重要。为政的道理——言而有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中国历史,对于从政的人,始终要注意一个道理,所谓“百年大计”。一件事情,一个政策下来,要眼光远大,至少须看到百年或几十年以后的变化与发展,这是古人政治的道理。
天下没有一个完整无缺的法律或完整无缺的办法。天下事一定会变,而且时时在变,这张桌子今天是新的,十年以后就不新了。不新了该怎么办?今天就要预作最好的、最切合十年后应变的方案。我们看小说,诸葛亮给人补救的方法,都是“锦囊妙计”先放在那里。对为政来讲,这个“锦囊妙计”就是百年大计。不可只顾目前,如只顾目前,事情因时间的发展改变而情况不同,就变成言而无信,结果就是朝令夕改。早上下的命令,晚上认为不对,去赶快改过来,究竟哪个对?老百姓搞不清楚,这就是大问题。所以孔子说作人、处世、对朋友,“信”是很重要的,无“信”是绝对不可以。尤其一些当主管的人,处理事情不多想想,骤下决定,以致随时改变,使部下无所适从,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輗和軏两个字,是古代车子上的车杆子。大车是牛车,輗就是牛车上一根用来套在牛肩上,中间的大梁子;小车是马车,軏就是马车上挂钩的地方,这都是车子上的关键所在。他说作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而且是很重要的关键。有如大车的横杆,小车的挂钩,如果没有了它们,车子是绝对走不动的。
讲到这里,本篇快近尾声。子张,就是刚才说到那个来问谋生办法的子张,现在提出一个大问题: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
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现在说十世的问题。先说世,什么是世?西方的观念,一百年为一世纪,西方文化以耶稣诞生那一年(约在我国汉朝的时候)开始为纪元——第一年。现在为一九七四年,又称二十世纪。我们现在也用这个西元,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是相当令人痛心的事,一个当祖父的,不应该与孙子平行,不应该把自己的历史抹煞,这实在痛心。这暂且不提,我们知道现代西方文化以一百年为一世纪,而中国文化过去的世,小的单位以三十年为一世,这是一个时间的代表单位,后来用以作抽象的代表单位了。这是把一代叫作一世。所以每说到“世”的问题,常以“十世”表示久远。唐代以后,佛学进了中国,又有“三世”之说,什么叫“三世”呢?过去、现在、未来,就叫“三世”。几千万年前是过去,前一秒钟也是过去的;现在就是现在;未来,此后的一秒钟是未来,以后的千百万年也是未来。这就叫“三世”——是佛学的名称;儒学则称之为“十世”。这里《论语》上的十世,等于说千秋以后将来的世代。
子张问孔子是不是可以先知,预言将来怎么演变,孔子在这里讲到夏、商、周三世,只是引用过去以代表将来。子张问孔子将来时代的演变知不知道?孔子说知道。怎么会知道呢?孔子说殷商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是由夏朝的文化演变而来。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夏朝原有的文化,有的减损了,有的增益了。但增益也好,减损也好,总由前面的历史迹象而来,必须要变才变。殷商以后是周朝,所以周朝文化,又是从殷商渐变而来的。我们现在说传统文化,所谓传统,就是这样在一个系统中渐变传下来的,并不是顽固得一定永远保留原来的样子,才叫传统。所以周朝就因为殷礼——殷商的文化,演变成周朝的文化。那么从周朝的文化,也可以看到前朝,殷商文化的对与不对,而有所改变。“其或继周者”,孔子是东周时代的人,这意思就是说,周代的文化也是要变的,而将来的历史演变,不必说下一代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千百万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可以知道。孔子并不是有宗教性的神通,也不是先知,换句话说,是他要人凭借智慧,多读历史,就知道过去。既然用上述的法则,循历史的轨迹就可以知道过去,用同一法则,也就能知道未来。以前提到过,温故而知新,也是这个道理。历史的演变,不会突然的,都是渐变而来的。所以将来的历史,未来的时代,明天怎么样?几乎很清楚的可以了解。
下一段把为政的道理讲完了,每篇都有一个结论,但是本篇的这个结论,非常有意思。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做为《为政》篇的结论?而且为什么提到鬼呢?中国文化讲孝道,敬祖宗,就要拜鬼了。所以鬼在这里,不是一般人讲的魔鬼,而是祖宗的灵魂。要拜鬼,要拜自己的鬼,还是拜别人的鬼呢?这句话的意思很妙,很幽默,也很深远,拜人家的祖宗就是拍马屁(谄媚),不知从何说起才对。
因为夏朝的文化尚忠,殷朝的文化尚质。但是殷也尚鬼,那时社会的风气,每个人都诚恳老实,迷信的成分也多;周则尚文,才注重人文文化。孔子所崇拜的是人文文化,这是上古历史文化演变有名的转捩点,所以孔子在这里提到鬼以后,第二句就说:“见义不为,无勇也。”看到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没有勇气。没有智、仁、勇就无法从政,换句话说,也不应该从政。
历史上有许多人是见义不为,对许多事情,明明知道应该做,多半推说没有办法而不敢做。我们作人也是这样,“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譬如抽香烟,明明知道这个嗜好的一切害处,是不应该抽,这是“看得破”,但口袋里总是放一包香烟——“忍不过”。对于许多事,理论上认为都对,做起来就认为体力不行了,这就是“想得到,做不来。”对个人的前途这样,对天下事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为政就是一种牺牲,要智、仁、勇齐备,看到该做的就去做,打算把这条命都付出去了。尽忠义,要见义勇为。所以把这句话加在《为政》篇的最后,这是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见义而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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